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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系军阀张作霖大元帅殒命皇姑屯02（第4页）

1926年6月28日，张作霖和吴佩孚在北京会晤，二人携手共赴居仁堂，参加杜锡珪内阁的“庆功宴”，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神情亲昵，让人无法联想到，不久前两人还在为争夺北京政权争吵不休。但当他们意识到，北面冯玉祥虽然下野，却在接受苏联军事援助积极备战；南方国民革命军也在磨刀霍霍，准备誓师北伐，两人立即又抱成一团，达成“军事为先，政治缓议”的共识，决定由海军总长杜锡珪代行国务总理之权。

为了利用吴佩孚打下南口，张作霖对吴佩孚殷勤备至，吴佩孚对张作霖也表现得亲密无间，还对报界说：“我和雨亭就像新婚夫妇，偶尔拌几句嘴是免不了的。日子一久，我们的感情就会一天天浓厚起来。”

然而在宴会上，双方却演绎了一出彼此猜忌的戒备战。当时大家都在安静地聆听乐曲，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噗”的一声响，两人的随从立即在保护各自主子的同时拔枪相向。这时，顾维钧站起来说：“不好意思，是我的礼帽从衣架上掉到了地上。”张、吴的随从这才收起shouqiang，从双方随从对对方的戒备，足见两人关系的紧张程度。

此次会晤，张作霖和吴佩孚达成协议，双方合兵，由吴佩孚指挥负责进攻南口，再返回汉口向南攻打广东革命根据地；张作霖则继续攻打北方的国民军，之后共分天下。

然而，在吴佩孚攻打南口时，北伐军已迅速攻占湖南，并向湖北进军，吴佩孚只好匆忙挥师南下，由张学良、张宗昌指挥继续攻打南口。8月13日，国民军退至仓头、绥远一带。而吴佩孚在南方战场却接连失利，于9月7日逃往河南，10月6日逃往郑州，不久又逃往四川。张作霖趁机以“援吴”为名，抢占吴佩孚的地盘，于10月1日派兵南下，占领了吴佩孚控制的保定、大名。

北伐军打败吴佩孚后，继而将目标放在孙传芳身上，11月初，孙传芳在江西战场战败，向张作霖紧急求援。张作霖为了直接成为北京zhengfu首脑，同时组织各方面军事力量共同抵御北伐军与国民军的南北夹击，于11月14日在天津蔡家花园召开北洋各派代表参加的会议。在会上见到孙传芳，张作霖早已忘记其联冯反奉的旧怨，当即问：

“你有多少军队？”

孙传芳答：“直属部队5万，联军20万。”

张作霖当即表示：“我东三省有兵力80万，加上直鲁联军不下百万，我们同心协力，联手‘讨赤’！”

11月29日，孙传芳、张宗昌以直、鲁、豫、苏、皖、赣、浙、闽、陕、晋、察、热、绥、吉、黑15省区联名的形式，拥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就职，发表“讨赤”宣言，并任命孙传芳为安国军副总司令仍兼苏、皖、赣、闽、浙五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为安国军副总司令仍兼直鲁联军总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谋长，准备南下“讨赤”。

1927年1月4日，张作霖打着“援吴”旗号，攻打河南，于3月占领河南大部分地区，然而此时北伐军已攻占南京，孙传芳兵败江南，退至长江以北，张作霖军事败势已经凸显。就在这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gongchandang人，并在南京建立国民zhengfu，宁、汉两zhengfu展开激烈斗争，北伐军停止北伐，张作霖的危机暂时解除。

6月8日，蒋介石向张作霖提出南北议和，但条件则是张作霖易帜称臣，改安国军为国民革命军，任“东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负责维持东北治安。这与张作霖的要求南辕北辙，张作霖自知不是北伐军对手，但也绝不会屈居人下，他的目标是与国民zhengfu划江而治。为了形成自己与南方对等议和的地位，张作霖于6月11日在北京顺承王府召开会议，商讨组织安国军zhengfu、推选最高统帅以及和战问题。

在16日的会议上，由杨宇霆、孙传芳提议讨论了最高统帅的名称问题，有的主张叫临时总统，有的主张用临时执政名称，张宗昌则主张用大元帅。由于执政一名不宜取来自用，总统不宜由一部分武人推举，就算可以仍需要参议院等民意机关通过，不如大元帅直截了当，因此获得一致通过。

当日深夜，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褚玉璞、张学良、韩麟春、汤玉麟联名发出通电，拥戴张作霖为安国军zhengfu陆海军大元帅。同时，张作霖也发出“讨赤”通电，表明自己坚定的反共立场，并同时向蒋介石发出联合对抗武汉北伐军之信号。

6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职安国军zhengfu海陆军大元帅，20日，以大元帅名义任命潘复为第32届也是北京zhengfu最后一届国务总理，组成奉系内阁。至此，张作霖终于当上梦寐以求的中国最高统治者，也取得了与南方议和的对等地位。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还没有在当时中国存在的三个zhengfu中抉择出要支持的一个，所以没有承认张作霖的军zhengfu，这成为张作霖就职大元帅的一个遗憾。

1928年初，蒋介石与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组成联合讨伐军，于4月10日下达了第二次北伐总攻击令。奉军四面受敌，连连溃败。5月3日，张作霖下达总退却令，9日通电议和，遭到蒋介石拒绝。张作霖明白自己大势已去，准备退回关外。

与此同时，日本人乘虚而入，不断向张作霖施加压力，企图索取更多好处。张作霖虽长期依赖日本人支持，但他对日本人更多的是巧妙周旋和利用，即便做出妥协，也往往事后赖账。张作霖和日本人的矛盾，集中于东北铁路问题，对此，他一方面采取“以夷制夷”策略，即利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东北的利益对抗日本，一方面自建铁路，因此引起日本人强烈不满，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日本人对张作霖已逐渐失去耐心。5月17日深夜，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拜会张作霖，开门见山地说：

“如果大元帅能解决满蒙诸悬案，我方可设法阻止北伐军前进。”

“你们日本人专会挑我危难时刻，卡脖子要好处。我还是那句话，对不起家乡人民的事不干。”张作霖对芳泽所言十分不悦。

“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你对此应负一切责任。”

芳泽所指即日本在济南制造的五三惨案，明明是日本人大肆屠杀中国人，如今却倒打一耙，张作霖怒不可遏，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猛地将手中翡翠嘴旱烟袋砸在地上，“啪”地摔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对芳泽说：

“此事一无报告，二未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个巴子的岂有此理！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种叫子子孙孙们抬不起头的事！”说罢丢下芳泽怒气冲冲离开客厅。

“元帅，你可不要后悔！”身后，芳泽恶狠狠地继续威胁，张作霖则充耳不闻。张作霖此举，彻底将日本人开罪，日本人终于动了杀机。

张作霖起程回奉天之前已得到消息，说日本关东军蓄谋将他杀害于返奉途中，同时又收到奉军宪兵司令齐恩铭的密电：“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日方近来不许行人通过，需提防。”这些都让他相信，此次回奉天，路途凶险。然而，张作霖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他命令张作相和吴俊升派军严密保护北京到榆关、榆关到沈阳的路途，之后又在出京时间上做出变动，即先宣布6月1日起程，接着改为6月2日，而实际是6月3日凌晨1点半离京。他也曾打算改乘汽车回奉天，但想到路途颠簸，也不想让家乡父老看到他抄小路狼狈逃回的样子，最后依旧定为乘坐火车。

专列共22节车厢，张作霖乘坐的是前清慈禧太后的蓝钢皮专用车第八节，专列前方还有一列压道车。与张作霖一同返回奉天的，除了其卫队、元帅府的工作人员，还有刘哲、何丰林、莫德惠、常荫槐、于国翰等一批高级官员，以及张作霖的六夫人马月清、三公子张学曾及随身医官杜泽先，大家心里都忐忑不安。

3日下午3时，专列抵达山海关，黑龙江督军、“东三省留守”吴俊升已赶至山海关迎接。吴俊升上车后，张作霖同他寒暄了几句，接着两人同莫德惠、常荫槐等人一起玩牌，几人整整玩了一夜，直到天蒙蒙亮才散去。

4日清晨，列车抵达皇姑屯车站，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赶到并登车迎接。接着，列车向奉天车站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