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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系军阀张作霖大元帅殒命皇姑屯02（第3页）

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由于临时zhengfu组织条例规定临时zhengfu不设内阁总理，由临时执政主持国务会议，因此段祺瑞成为集总统与总理于一身的政治傀儡。

张作霖进京之后，很快与段祺瑞联手，处处排挤冯玉祥。冯玉祥自知不是两人的对手，便以退为进，要求去京西天台山休养。张作霖与段祺瑞假意挽留一番，便任冯玉祥上了天台山，北京政权落入张、段两人手中。

随后，奉军大举入关，分驻京津、京奉、津浦各铁路沿线。段祺瑞深知他的执政地位是建立在张、冯军事均势之上的，一旦这种均势被打破，他即刻便会地位不保。为了均衡张、冯势力，他在地盘划分上煞费苦心，终于在张作霖可以接受的情况下，于1925年春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在张作霖看来将冯玉祥赶到西北方，为他的扩张扫清了障碍，但冯玉祥的国民军也因此先后取得了察哈尔、绥远、河南、甘肃、陕西以及包括北京在内的京汉线北段为自己的地盘。段祺瑞又任命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满足了张作霖从津浦线向长江下游一带扩张的愿望。

之后，段祺瑞任命王揖唐（皖系）为安徽督军、卢永祥（皖系）为苏皖宣抚使兼江苏督军，由奉军护送南下。张作霖为此组织南下宣抚军，任命姜登选、韩麟春为宣抚军正副总司令。由于卢永祥、王揖唐本身已无实力，到任后不得不依赖奉军支持，因此苏皖地盘实际已落入奉系之手。6月下旬，段祺瑞任命奉系邢士廉为上海警备司令，使奉系触角正式进入东南财富中心。随后，又任命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至此，张作霖在占据东三省、直隶、山东、热河等地的基础上，又先后占据了苏、皖、宁、沪等地，已手握三分之一个中国，其声势浩大，无人能及，他自豪地对左右人说：“三五年内我不打人，绝没人敢打我。”

然而，张作霖没有想到，江浙巡阅使兼浙江督军孙传芳就敢打他。1925年10月10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通电讨奉，10月16日，孙传芳率部进攻并占领上海，紧接着进攻江苏、安徽，一路势如破竹，奉军几乎毫无抵抗便缴械投降或溃败逃走。孙传芳仅用5天，就将奉军赶出苏皖地区。1925年11月，孙传芳占领徐州，逼得奉军退至山东，这才停止进攻。

正所谓祸不单行，就在张作霖痛失江南地盘之后，又一个重大打击接踵而来。

11月22日下午2时，奉系干将郭松龄在滦州车站偏西的一个火柴公司内，召集津榆驻军司令部所属各军师旅长以上军官开会，会场上，郭松龄慷慨陈词，对张作霖及其总参谋长杨宇霆的穷兵黩武表示强烈抗议，并宣布成立东北国民军司令部，全军打回奉天，清除奸佞杨宇霆。他将原属张学良的第三军团改编成五个军，总司令取张学良的名号，自任副总司令。

当日晚，张作霖即在奉天帅府得知此讯，他暴跳如雷，对张学良说：“好个郭茂宸（郭松龄字），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只有你这么信任他，把奉军精锐部队全部交给他，这下好了，我看你拿什么和他打！”

张学良无言以对，看着汇报郭松龄倒戈的电报，一时惊愕万分，以致面色苍白，浑身发抖。

张学良与郭松龄的关系非同一般。郭松龄系同盟会会员，武昌起义后曾在奉天响应革命，被张作霖的巡防营逮捕，民国成立后释放。此后，郭松龄投入奉军，任陆军讲武堂教官，与在此学习的张学良相识，深得张学良赏识与敬重。1920年张学良出任巡阅使署卫队旅长，调任郭松龄为卫队旅参谋长；张学良任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时，即升郭松龄为第八混成旅旅长。张学良军务繁忙，无暇管理第三旅，索性将第三旅交由郭松龄全权负责，两个旅合称“三八旅”。张学良曾对人说：“我即郭茂宸，郭茂宸即我。”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之前，张作霖将22万奉军改编为六个军，张学良、郭松龄分任第三军正副军长。

郭松龄治军严谨，“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出台的各种规章制度，皆出自郭松龄之手，同时他又屡立战功，两次直奉大战中均表现突出。然而战后论功行赏，杨宇霆、张宗昌、姜登选、李景林均被安插在不同的省份，唯独对郭松龄，张作霖借口军事需要，没有给予任何地盘，这让郭松龄心怀不满，遂起反叛之心。

由于冯玉祥对孙传芳驱奉之战给予了支持，张作霖在准备夺回江南地盘的同时，决定先行讨冯。但郭松龄已经厌恶打内战，遂联合数名将领提请张作霖停止内战，退兵北上，保境安民，引起张作霖的警觉。张作霖将奉军组成六个方面军团，在组建第三方面军时，有意压制郭松龄，控制他与张学良事权不分的情况，在任命张学良为军团长时，并没有相应地提升郭松龄为副军团长，而是另任于珍为副军团长，任命郭松龄为该集团军第十军军长，令郭松龄更为不满，遂坚定了反奉决心。

1925年10月，郭松龄代表奉军到日本观操时，趁机与冯玉祥取得联系，迈出反奉第一步。

就在此时，张作霖急召郭松龄返回天津，商议对冯玉祥作战大计，而郭松龄返回天津后，立即代表张学良组织第三方面军司令部，自己大权独揽，对第三方面军所辖第八军、第九军、第十军所有带兵军官进行调整，全部换上自己的亲信，为反奉做好准备。之后，郭松龄即托病住院，并与冯玉祥频繁往来，此时，张作霖对郭松龄的动机有所觉察，拟调回郭松龄以军法处置，或让安徽督办姜登选（此时已被赶出安徽）前去接收兵权，并将其就地正法。

这个消息被郭松龄的妻子韩淑秀得知。韩淑秀因与张作霖的五夫人过从甚密，在张作霖卫士中安插了暗探，得知此讯后，立即以探病为名赶到滦州给丈夫报信。郭松龄感到事不宜迟，立刻与冯玉祥签订反奉密约，并于22日召开了滦州会议。

张作霖闻变的第二天，即将郭松龄倒戈消息电告黑龙江军务督办吴俊升、热河都统阚朝玺和热河驻军汤玉麟、穆春等人，召他们即日赴奉商议作战。同时电告山东督办张宗昌：与受国民军压迫的河南赵倜保持联系，今后应负北方大局，吾弟须掌握底队（即最可靠的部队），支持山东局面。

24日，郭松龄通电倒奉，历数张作霖和杨宇霆罪状，要求张作霖下野，由张学良子承父业。随之，直隶督办李景林通电附和。但当郭松龄兵至锦州后，李景林立刻改变态度，不仅指责郭松龄不忠不孝，而且公开向郭松龄宣战，从背后构成对郭军的威胁，并于12月2日释放被郭松龄拘押在天津的奉军高级军官，与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拒绝冯玉祥假道援助郭松龄。为此，冯军向直鲁联军进攻，占领了天津。

郭松龄通电倒奉后，继而通电就任东北国民军总司令，以“清君侧”名义挥师北上。与此同时，张作霖也下令讨伐郭松龄。

奉军先在榆关阻击郭军，接着退守连山—葫芦岛一线。时值天降大雪，气候恶劣，郭军士兵仅着单衣夹鞋，多聚集于民宅取暖。百姓说：“郭鬼子（郭松龄绰号）带一帮饿鬼，把我们一年的粮柴吃光烧光了。”张作霖见郭军如此狼狈，忙问卜占课，都说交大雪节令，郭松龄必败亡。然而，12月3日，张作霖却得到连山失守的消息。连山为兵家必争之地，连山防线一破，锦西、锦州接连被攻陷，而锦州距离奉天仅有200多公里，郭军已直接威胁到张作霖的老巢。

在连山防线被攻破之时，张作霖已做好弃奉天逃往大连的准备，即将府中贵重物品装满卡车，同时备好专用汽车，随时准备弃城出逃。更有人说，张作霖已经备妥火油，准备在逃跑时将帅府付诸一炬。此时，奉天城内的市民、商号也纷纷搬家运货，全城一片混乱。

就在这个危急时刻，日本人站了出来，鼎力支持张作霖。日本方面起初没有表示支持任何一方，只是密切关注战事，准备在关键时刻，支持有利于日本侵略中国政策的一方。郭松龄占领锦州时，日方派人向郭松龄提出，若他肯割让金州、复州、海城、盖平，日本便为其提供方便，但遭到郭松龄严词拒绝。而杨宇霆在张作霖默许的情况下，与日方签订反郭“密约”，许诺将会履行“二十一条”中日本在满蒙享受特权的条款。于是，日方以保护南满铁路为借口，向郭松龄发出警告，禁止郭军在南满铁路附属地20华里以内有军事行动。由于南满铁路南起大连北至长春，日方此警告，几乎隔断了郭军入奉天之路。与此同时，日方还调动了关东军守备队予以协助奉军。

日方的介入给张作霖赢得了调兵遣将的时间，奉军士气大增，同因饥寒交迫而厌战的郭军形成鲜明对比。12月23日，吴俊升用飞机侦察到郭军后方空虚，即迂回夜袭郭松龄总司令部所在地白旗堡，使郭军腹背受敌，一时阵脚大乱。张学良看准时机，在正面战场发起猛烈攻击，胜负立见分晓，郭松龄夫妇无奈，只得乔装逃走。24日凌晨，奉军于菜窖中寻得郭松龄夫妇，在杨宇霆的密令下，将郭氏夫妇就地枪杀。

然而，对于日方的军事援助，胡匪出身的张作霖从未打算履约。1926年张作霖在专程答谢日本关东军司令时，日方立即提出请张作霖履行讨伐郭松龄时对日方的承诺，张作霖笑笑说：“这样重大的事，不经东三省民意通过，我不敢做，做也无效啊。”

日方很不高兴，拿出有杨宇霆亲笔签字、盖有张作霖名章的中日双方协定文件。张作霖又笑笑说：“我的名章有三个交给杨宇霆办公用的，分别是：财物用的、人事用的、公文用的，对外签订条约是不起作用的。”

消灭了郭松龄，接下来张作霖要对付的，便是支持郭松龄倒戈的冯玉祥。张作霖将同样憎恨冯玉祥的吴佩孚拉到奉军一方，两人联手讨冯。1926年3月5日，奉军占领滦州；13日，吴佩孚占领河南；23日，张宗昌与李景林组成的直鲁联军占据天津；4月18日，奉军进占北京，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国民军撤至南口，张作霖再一次掌控了北京政权。

战败出关，皇姑屯被炸身亡

1926年6月28日，张作霖和吴佩孚在北京会晤，二人携手共赴居仁堂，参加杜锡珪内阁的“庆功宴”，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神情亲昵，让人无法联想到，不久前两人还在为争夺北京政权争吵不休。但当他们意识到，北面冯玉祥虽然下野，却在接受苏联军事援助积极备战；南方国民革命军也在磨刀霍霍，准备誓师北伐，两人立即又抱成一团，达成“军事为先，政治缓议”的共识，决定由海军总长杜锡珪代行国务总理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