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驻地后,周晴岚只给我四十八小时。
“拍摄方案、风险评估、人物线索。”
“交不出来,你就原路回去。”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主动向项目组提交了一份完整说明。
关于我过去四年,参与那九十八次擦边游戏拍摄的全部细节。
我承认,那些内容虽然合法、合约齐全,却与纪录片的职业伦理存在冲突。
周晴岚没有指责我,而是轻声说道:“项目组会重新评估你的职位。”
“最终的判断,取决于你的工作能力,而不是你的这些经历。”
入组第二天,驻地突发季节性洪水。
我顶着大雨,在齐腰深的水里,准确调度三台机位,完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采访。
那一天,我用行动证明了。
我依然是那个能在任何突发状况下扛起机器的驻地导演。
第三天,评估结果下来,我的职位保住了。
也就在那天,驻地入口的工作人员通知我。
有个叫傅肆年的男人,在外面等了十个小时。
他没有拍摄许可,无法进入封闭的拍摄区。
只能托工作人员,送来一堆东西。
是我落在公寓里的旧收音设备,还有一个数据盘。
数据盘里,附着账号停更的证明、与上游公司的解约书,还有那家五星酒店的婚宴退款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