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的莫斯科,下午四点天就已经暗了。风从河面上推过来,卷着碎雪往玻璃上撞,发出很细的声响,像指甲轻轻刮过去。
德米特里走进卧室的时候,安娜正坐在床边给瓦洛佳的毛衣缝扣子。
针穿过去,拉紧,再穿过去。
她的手指很稳,动作很熟练,像是做了很多遍。
明天早上八点,陪我出去一趟。
安娜没有抬头。她咬断线头,把毛衣叠好放在枕边。
去哪?
办事。
什么事?
德米特里没有回答。他站在门口,大衣没有脱,领口散着外头的寒气。他看了安娜几秒,转身出去了。
安娜坐在床边,手还放在那件毛衣上。
隔壁房间传来瓦洛佳的声音——两岁的孩子正在牙牙学语,发出一些不成词的音节,中间夹杂着保姆的笑声。
安娜关了灯,躺下。黑暗里她睁着眼睛,想那个办事到底是什么意思。
想不出来,翻身睡了,迷迷糊糊间感受到德米特里的味道笼罩住她。
第二天早上,司机把车开到门口的时候,安娜披散着头发,已经穿好了大衣,背了一个小小的包。
德米特里坐在后座,看她上车,关上门。司机发动了车子。
德米特里从上车一直握着安娜的手,像是在确认什么。
雪下了一整夜,路边的积雪堆得很高,像一堵一堵矮墙。
安娜看着窗外,街上的行人裹着大衣低头走,像一排排移动的灌木。
车拐进一条安静的街。两边是旧式石砌建筑,墙面爬满枯藤,黑的,死的。
车停在一栋三层灰楼前。门口没有招牌,只有一扇铁门。
德米特里先下车,绕过来替安娜拉开门。
安娜走进门。暖气扑面而来,走廊很窄,黑白格子地砖,墙上的石膏线泛了黄。一个穿深色套裙的女人等在那里,点了点头,带她上二楼。
走廊尽头是一间办公室。落地窗,窗台上摆着一排橡皮树,叶子上蒙了一层灰。
然后安娜才看见了。
坐在书桌后面的女人,五十多岁,头发挽成了一个髻,深灰色西装。她看着安娜和德米特里进来,把面前的文件夹推到了桌子正中央。
德米特里走到安娜身边,说:
坐下。
安娜没有动。她看着那个女人,又看德米特里,最后目光落在那份文件夹上——深蓝色皮面,金色徽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