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小说

第十节（第1页）

　　第十节

　　这个人是个瘸子。

　　总的说，金珍论文的优点和缺点都显得很明显，优点是它从圆周率出发，巧妙地应用伟纳科的数字双向理论，将人造大脑必将面临的困难和结症进行了纯数学的论述，感觉是有点把看不见的风抓住似的奇妙；缺点是文章的起点是一个假设，即圆周率为一个常数，所有惊人的猜想和求证都是在这个假设的前提下完成的，所以难免有空中楼阁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要让楼阁落地，承认文章的学术价值，首先必须你坚信圆周率是一个常数。关于圆周率的常数问题，虽然早有科学家提出过，但迄今尚未有人证明它。现在数学界至少有一半人坚信圆周率是个常数，但在确凿的证明或证据尚未拥有的情况下，相信也只能是自我相信而已，不能要求他人相信，就像牛顿在发现树上的苹果自由落地之前，任何人都可以怀疑地球有引力一样。

　　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给论文画了一个化险的符，也等于给它签发了一本问世的通行证。

　　希伊斯人走了，但心似乎还留了一片下来。

　　当时有很多人想到课题组来搞研究工作，但那么多人被父亲扒拉一番后，最后都没珍弟幸运。珍弟是作为课题组第一人选招纳的，而且事后证明也是惟一的研究人选——另有一人是搞日常事务工作的。这给人的感觉很不好，好像一个国家级科研项目成了我们容家私产似的，有人也传出类似的闲话。

　　事情就是这样的，用容先生的话说，他父亲本来就是为金珍去折腾来这个项目的，怎么可能让外人参与？容先生还说，金珍不但改变了他父亲的晚年生活，还改变了他为人做事的一贯原则，甚至包括人生信仰。老人在垂暮之年突然重温年轻时的梦想，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也许意味着他把已经过去的大半辈子，沉浮于仕途的大半辈子，予以否认了。从学术开始，以仕途结束，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毛病之一，现在老人突然想治治自己的毛病呢，是悲是喜，看来只有让时间回答了。

　　有意思吧，简直有点狂是不？

　　其实，以前珍弟对自己一向是比较低看的，一场大病似乎是改变了他。不过，真正改变他的是书籍，大量的课外书籍。他在家养病期间，几乎把我和父亲的藏书都看了，少说是都摸了。他看书很快，也很怪，有些书他拿在手上翻几页就丢掉了，有人因此说他是用鼻子看书的，一度还有人喊他叫闻书先生。这肯定是夸张的说法，但他看书确实很快，大部分书在他手上都不会过夜的。看书快是和看书多联系在一起的，看的多了，见多识广了，也就快了。再说他看多了课外书，对教科书上的东西简直没兴趣，所以经常逃课，连我的课都敢逃。复学后第一学期期末，他旷课率之高跟他的

　　成绩一样令人瞩目，全年级第一，是遥遥领先的第一。还有一个遥遥领先的是他在图书馆的借书量，一学期借书达200多册，内容涉及哲学、文学、经济、艺术、军事，反正五花八门的，什么书都有。就这样，暑假时，父亲带他到阁楼上，打开储物间，指着希伊斯留下的两箱书，说：

　　论文绝对是珍弟独立完成的。父亲曾跟我说，除了给珍弟提供过一些建议和参考书，再就是在论文前的引言是他拟定的外，别的任何工作他都没有做，都是珍弟一个人做的。那段引言我至今还记得，是这样写的：

　　春节后，金珍重新回到课堂上，当然不是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也不是普林斯顿，而是N大学。这就是说，当金珍把誊写清楚的信连同几篇硝烟滚滚的报道丢进邮箱时，等于是把他可能有的另一种前程丢进了历史的深渊里。用容先生的话说，有些信是记录历史的，有些信是改变历史的，这是一封改变一个人历史的信。

　　不过，这也许是危言耸听和媒体的坏习惯而已。因为，从那些走红的论文中，人们似乎也不难发现，在通往新一代电子计算机的道路上，他们遇到的困惑和困难也不是那么微不足道的。当然，这是正常的，毕竟搞人造电脑不像生个人脑，人类似乎只要让某个男人和某个女人恰到好处地睡上一觉，某个人脑就会像树一样长出来。而有的人脑降生后似乎并不比树木要聪明晓事多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傻瓜。从某种意义上说，搞人造电脑研发，就好比是要把天生的傻瓜蛋变成聪明人，这也许是世间最最困难的事情。既然这么困难，有些困惑和挫折自然是难免的，也是不奇怪的，如果因为有困惑和挫折而放弃努力，那才叫奇怪呢。所以，当后来小黎黎决定让金珍随人而走时，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说的。

　　在随后几年中，两人完全沉浸在课题研究中，跟外界的联系很少，有的只是参加一些相关的学术活动，发表几篇学术论文而已。从他们合作撰写的六篇发表在有关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中，人们多少知道他们的研究是一步一步在往前走，在国内肯定是走到最前沿去了，在国际上似乎也没有落后。有两篇论文在国内发表后，国外三家相关刊物都作了隆重转载，无疑说明他们研究取得的成果不是那么微不足道的。当时美国《时代》杂志首席评论员伍顿·凯斯曾因此警告美国政府：下一代电子计算机将诞生在一个中国小子手上！金珍的名字由此一度受到了各大媒体的热炒。

　　这也是他神秘的一部分。

　　说实话，父亲做官的口碑一向是众口一词的好，尤其是用人，避亲避到了几乎不近人情的地步。我们容家本是N大学的祖宗，校园里容家的后代，老的少的集合起来，少说可以坐两桌，爷爷（老黎黎）在世时这些人多多少少都受了

　　关照，搞行政的有位置，搞教学的可以经常有机会出去走走，见识见识，镀镀金什么的。但到父亲手上，先是有职无权，即使有心也无力，等有职有权后似乎又变得无心无意了。父亲当校长几年，没有应该或不应该地启用过一个容家人，即便是我，系里几次报我当副主任，都被他×掉——像阅卷一样当错误×掉。更气人的是我哥，留洋回来的物理学博士，本是名正言顺可以进N大学的，可父亲叫他另攀高枝。你想想，在C市，哪还有高得过大学的枝？结果落脚在一所师范大学，教学和生活条件都差得很，第二年就投奔到上海去攀高枝了。为这个，母亲非常生父亲的气，说我们一家人是被他活生生拆散的。

　　最后，他这样写道：

　　然而，在关于珍弟进课题组的事情上，父亲把已往的十二分谨慎、避嫌的处事原则都抛诸脑后，根本不顾忌什么闲话，我行我素，像着魔似的。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改变了父亲，只有我知道，有一天，父亲把希伊斯临走留下的信给我看，然后对我这样说：

　　对付魔鬼的最好办法，是让我们挑战魔鬼，让魔鬼看到我们的力量。伟纳科是科学圣殿中的魔鬼，长期以来作威作福，遗害甚深，亟待我们来清算他。这是一篇清算伟纳科谬论的檄文，声音虽然模糊了些，但可抛砖引玉。

　　应该说，学术界持相似观点的不乏其人，包括现在。可以说，他的结论并不新奇，他的诱人之处在于，他通过对圆周率的大胆假设和对数字双向理论的巧妙运用，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纯数学方式的求证和阐明，他寻求的意义也就是想对人们证实这一说法，只是他引用的材料（房子的地基）又是未经证实的。

　　小黎黎说：“他一定会感到遗憾的，我也是，但最该遗憾的是你。”

　　三、课题组筹建工作由父亲负责。

　　我曾经说过，金珍是上帝派来人间从事该课题研究的人选，以前我一直担心我们无法给他提供应有的环境和无为而为的力量，但现在我相信我们已替他找到了环境，也找到了来自空气中的力量，这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正如你们国人常言的关于某人买酒他人喝的幽默一样，也许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保罗·萨缪尔森他们现在殚精竭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一个中国小子喝了几声必要的彩而已……

　　这个夏天，校园里谈论最多的是那个带金珍走的人，人们都说他有点神秘，小黎黎关于为什么放走金珍的不令人置信的说法，似乎只是他神秘的一部分。

　　（）

　　“把报纸上几篇相关的报道剪了，一同寄去吧。”

　　这是1956年夏天的事。

　　小黎黎最后没给希伊斯回信，他把希伊斯的来信，连同两张弥漫着志愿军与美国士兵在朝鲜浴血激战的硝烟的报纸，还有给希伊斯回信的任务，都丢给了金珍。

　　然而，父亲不知是犯了知识分子

　　的毛病，还是被珍弟列在提纲里的想法迷惑了，在大家都退而避之并希望他出面劝说珍弟改换选题的情况下，他非但不劝说，反而主动请缨，亲自当起珍弟论文的指导教师，鼓励他把选题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