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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鲁军阀张宗昌“三不知将军”的是与非02（第3页）

“我是受蒋委员长之托而来，蒋委员长对我承诺，只要你愿意接受南京国民zhengfu的改编，改悬青天白日旗，直鲁两省仍归你统辖。事到如今，你可要抓住这个机会！”

张宗昌沉默半晌，他知道这是个扭转败局的机会，尤其在张作霖不信任的情况下，他本应借机投蒋，但是，这个一辈子大大咧咧的粗人，在这个特殊的时候想问题却十分细心，他说：

“我这一辈子做过很多错事，最让我后悔的一件，就是背叛陈英士……我在落魄中投靠了张老帅，这些年我的一切都是张老帅给的，不管最后结局怎样，我都不能背叛他。”

“我了解你的为人，可这不是个人恩怨问题，是顺应潮流，许多人都走了这条路。”

李征五仍试图说服他，但张宗昌主意已定，李征五只好无功而返。

6月3日凌晨，张作霖乘火车返回奉天，张宗昌亲自到北京送行，对张作霖的离去十分眷恋。前程渺茫，不知出路在哪里，怀着沉重的心情登上张作霖的火车，到天津才下车。他恋恋不舍地望着火车驶出天津站，却不料在6月4日凌晨抵达奉天前，张作霖的专列在皇姑屯车站附近被炸。

消息传来，张宗昌为之大恸。虽当时据传张作霖只是身受微伤，精神尚好，但在张宗昌看来，就凭张老帅那样一个小身体，即使那一震，怕也是难以抵挡。6月21日，果然噩耗传来，张宗昌忍不住痛哭失声。

此时张宗昌已经退出天津，向山海关方向行进。离开天津时，张宗昌的一些部下拒绝开拔，选择了投靠蒋介石。抵达滦州时，张宗昌的队伍只剩下四万人。在如此众叛亲离的处境下，张宗昌越发万念俱灰，深感自己已是英雄末路。抵达滦州后，张宗昌为张作霖搭设祭堂，披麻戴孝，天天上祭，痛哭不止。

恰在此时，张宗昌得知张学良决定东北易帜，立刻致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加入东北易帜，请求返回东北。然而，张学良对张宗昌并不信任，生怕他回到奉天对自己在东北的统治造成威胁，回电说军饷紧张，只能给他一个师的编制，师长为褚玉璞。

“这明摆着是让我离开部队，我为他张氏父子出生入死，如今山穷水尽，他竟然不肯收留我，真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张宗昌盛怒之下，开口大骂。

但张宗昌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四万军队走向灭亡，只好再次请求张学良，给他四个师的编制，将他的四万军队全部收编。张学良不仅坚决拒绝，同时加强了对张宗昌部的军事防御。张宗昌极度愤怒之下，表示将以武力抗争。属下将领个个摩拳擦掌，表示要与张学良拼个你死我活，上下同仇敌忾，向山海关的奉军展开猛烈进攻。

此时，国民革命军白崇禧正对张宗昌虎视眈眈，积极备战，准备一举拿下滦州。9月2日，白崇禧在天津誓师东征，使得张宗昌背腹受敌，走投无路之下，张宗昌派代表到唐山晋谒白崇禧，提出投诚的请求，但为时已晚，白崇禧不予理睬。张宗昌只好又向张学良请求停战，表示答应张学良之前的改编要求，但最终因张宗昌和褚玉璞部下意见不统一，未能实现。

9月19日，白崇禧部与奉军对张宗昌发起全线总攻，张宗昌部在两面大军的夹击下，斗志全无，很快溃不成军。张宗昌见大势已去，于9月21日带亲信数人来到滦河边，掏出随身携带的一颗汉代图章，反复抚摸上面的“宗昌”二字。这枚图章跟随张宗昌多年，每当下达军事命令时，张宗昌都会用它盖一个印，这是张宗昌使用多年的军事专用章。但现在，悲愤绝望之中，他将这枚汉印远远地抛进滦河。

随后，张宗昌与亲信换上便衣，乘一只小渔船，渡海潜往大连。此后，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被白崇禧收编，至此，张宗昌一生的基业毁于一旦。

逃到大连后，张宗昌不甘心最后的失败，开始联络旧部，伺机东山再起。当年底，蒋、冯、阎三巨头聚集平津，胶东半岛成为空虚地带，张宗昌旧部纷纷返回山东，蠢蠢欲动。段祺瑞企图利用张宗昌在山东的优势，控制山东全部，再图大举，派亲信赴大连与张宗昌联络，任命张宗昌为“入鲁军第一统帅”。

1929年3月，张宗昌率纠集起来的旧部，从烟台登陆，杀回山东，企图利用山东旧部东山再起，但最终失败，他多年的部下褚玉璞也在此战中被杀，张宗昌再次逃回大连。由于蒋介石两度命令全国通缉张宗昌，1929年夏秋之际，张宗昌不得不东渡日本，过起流亡生活。

张宗昌以每月2000多日元的价格租下日本别府的“昭和园”别墅，别墅位于温泉区中，依山面海，景色宜人，适合休养身心。但张宗昌在此却屡受打扰，日本朝野人士纷纷上门对其进行收买拉拢，表示只要张宗昌愿意同日本合作，便协助他回国东山再起。张宗昌虽然想东山再起，但也不想做汉奸，只好与日本人周旋。在与日本人接触中，张宗昌得知一些日本伺机侵略东北的军事秘密，暗地里将这些情报报告给张学良，希望对东北抗日有所帮助。

张宗昌一向喜聚不喜散，对朋友、部下出手阔绰，挥金如土。自己又全无金钱概念，而他本人并没有什么积蓄。东渡日本时本来追随者甚多，后来又有许多人去看他，这些人在日本的一切开支全部由他支付，因此，他在日本第一年便花去上百万元。

后来张宗昌的生活全靠朋友、部下接济，张作相、陈调元、孙殿英等全都给予过大量资助，张宗昌的日子过得依然十分窘迫。有一次张宗昌向老朋友许锟求助，而许锟的钱全掌控在他家老太太手里，很难要出，最后总算勉强凑了3万元给张宗昌汇去救急，张宗昌曾感叹道：“许锟这3万元，是我平生花的最珍贵的一笔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张宗昌的母亲变卖了部分家产，凑够10万元，亲自到日本将张宗昌接回大连。此时张学良驻节北平，张宗昌逃亡时被南京zhengfu查封的两处房产，在张学良的帮助下已物归原主。为了感谢张学良，张宗昌令参谋长李藻麟陪同母亲到北京面见张学良，此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即提醒张学良密切注意日军动向，因为张宗昌通过与日本人交往，感到日军正蠢蠢欲动，欲对东北采取军事行动。

1931年9月8日，张母和李藻麟抵达北平，住到张学良安排的六国饭店，直到9月18日中午，才得以面见张学良。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设宴招待二人，同时请来张作相夫妇、万福麟夫妇作陪。

席间，先是张母对张学良为张宗昌要回房子表示感谢，接着，李藻麟说明来意：“效坤让我转告您，日军近期可能会对东北出兵，请您务必提高警惕。最近大连街上多了许多穿和服的年轻人，这些人换上军装就是兵，我们怀疑他们正是日本人增派到中国的军队。”

张学良听了却不以为然，以轻蔑的口气说：“小小日本，何足为患，有国联组织存在，它敢出兵东北！就算真的吞掉东北，国联也会让它乖乖吐出来。”

但令张学良始料未及的是，当天晚上，日军便在奉天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身在大连的张宗昌被怀疑同日本人达成合作，为了打破流言，在取得张学良同意的情况下，张宗昌于11月3日离开大连，前往北平。途中，无论在天津塘沽港口，还是在天津火车站、北京火车站，张宗昌都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军政界的欢迎自不必说，民众团体尤其是学界人士的欢迎，令张宗昌深感意外。张宗昌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决不当汉奸，因此得到抗日情绪高涨的民众的热烈欢迎，他们甚至强力推荐张宗昌出任华北抗日联军总司令。

拒绝落水，却落入ansha陷阱

1932年2月，东北四省中已有三省首脑投靠日本人，日军见时机成熟，在长春建立伪满洲国，并着手准备对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进行收买拉拢。此时，热河是东北军的最后阵地，守住热河，即守住了关内外之间大门，进可收失地，退可保华北，为了保住热河，张学良于1932年夏在北平召开华北各省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张宗昌、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作相、山东省zhengfu主席韩复榘等人均到场。张学良有意令张作相负责保卫热河，但张作相手中无军队，便令张宗昌率驻扎山东的孙殿英部协助张作相，同时让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负责解决孙殿英部的军械问题。

韩复榘作为山东省主席，一直密切关注着张宗昌的动向，生怕张宗昌到山东与自己抢地盘。当时韩复榘的老上司冯玉祥正在泰山隐居，两人经常往来。冯玉祥多次与张宗昌作战，虽有胜有败，但对张记恨颇深，他对韩复榘说：“如果张宗昌当上抗日联军总司令，他拉着队伍南下，你在济南还能待住吗？”怂恿韩复榘除掉张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