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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军阀吴佩孚 秀才将军“大意失荆州”（第5页）

8月7日，吴佩孚发表致江苏督军李纯的“阳电”，猛烈抨击段祺瑞及其所控制的安福国会，称段祺瑞“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指责安福国会“以金钱大肆运动，排除异己……酿成全国叛乱”，并斥责段祺瑞“借款杀同胞，何异于饮鸩止渴”。通电发出后，全国哗然，吴佩孚无疑成为第一个敢如此放肆攻击段zhengfu的人。吴佩孚还主张“文官不要贪污卖国，武官不要争地盘”，并发誓今生“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俨然一副爱国将领的形象，博得各方喝彩。

随后，吴佩孚于8月21日发表致冯国璋的“马电”，要求颁布全面停战令；在吴佩孚的倡导下，湖南前线南军将领17人与北军将领12人，于9月26日联名发表通电，共请冯代总统颁布停战令。这是南北将领第一次公开联合起来反对段祺瑞，气得段祺瑞暴跳如雷，皖系人物更是惊呼：“吴秀才造反了！”

段祺瑞对吴佩孚无可奈何，却把一腔怒火发泄到直系首领冯国璋身上，利用安福系于1918年10月10日将冯国璋排挤下台。但段祺瑞因吴佩孚前线倒戈，同时其“西原借款”被披露，遭到各方抨击，不得不在冯国璋下台的同时辞职下野。尽管如此，由于国会依然掌握在安福系手中，段祺瑞仍任参战督办，因此仍在背后操纵着北京政权。

冯国璋下台后，曹锟、吴佩孚凭借雄厚的军事实力成为直系新首领。段祺瑞下台不久，其心腹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在西北地区大练“边防军”，不仅手握强大兵权，还掌管西北军政、民政、财政的独立大权，其“西北王”的声势，不仅威胁到直系，也令奉系张作霖颇为不满。于是，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曹锟、吴佩孚与张作霖结为反皖同盟。

为了抵制皖系，吴佩孚于1919年8月31日与南方军zhengfu代表谭延闿签订《救国同盟条约》，1920年1月30日，南方军zhengfu秘密拨给吴佩孚开拔费60万元，约定共同倒皖，之后组建南方统一zhengfu。3月上旬直军家属开始北归，5月25日直军正式撤防北上。此举不仅宣告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彻底破产，同时预示着直皖大战即将爆发。

段祺瑞于5月17日在团河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将徐树铮统领的全部边防军火速调至北京附近，准备先发制人，派兵把守京汉路南段，截断直军归路。但张作霖乘机以边防军出动京畿空虚应“拱卫京师”为借口，调兵入关。段祺瑞担心被奉军抄底，只好改为密令边防军第二师做好进攻德州及侧击郑州的准备。

6月中旬，直军全部抵达中原，并在郑州到保定的京汉铁路沿线部署完毕，直皖战争一触即发。

与此同时，张作霖应总统徐世昌邀请，以“直皖调停人”身份入京。直系首先向张作霖提出调停要求：罢免安福系三总长、解除徐树铮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职务，边防军由陆军部管辖。

段祺瑞闻讯跳着脚吼道：“吴佩孚区区一师长，公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此风一开，中央zhengfu威信何在？你们如果要罢免徐树铮，必须同时罢免吴佩孚！”并要张作霖转告曹锟：“罢免吴佩孚，万事皆休！吴氏不过一小小师长，若不服，兵戎相见！”

7月1日，曹锟、吴佩孚以全体直军名义发出《宣布徐树铮六大罪状》和《为驱除徐树铮解散安福系致边防军西北军》声明，借“清君侧”打出宣战信号。

皖系立刻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段祺瑞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司令兼京师戒严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司令兼前敌总司令，魏宗瀚为第三路司令。皖系总兵力7万人，同盟军14万人。司令部设在团河，司令部办事处设于琉璃河附近。

直系在保定成立的“讨逆军”，以曹锟为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曹锳为东路总指挥，王承斌为后路总指挥。直系总兵力5。5万人，同盟军18万人。大本营设于天津，司令部设于高碑店。

14日，段祺瑞下达总攻击令，直皖大战爆发。

开战伊始，在西路主战场，皖军第二路司令兼前敌总司令曲同丰，率第一师猛攻直军前沿。由于这支部队几乎全部是新进日式武器装备，吴佩孚所部一时难以招架，沿着琉璃河、固安、涞水一线败退至高碑店。吴佩孚在高碑店指挥第三师对曲同丰部进行顽强抗击，最终不敌，退出高碑店。

15日，曲同丰乘胜追击，与直军在下坡店一带发生激烈战斗。曲同丰以为下坡店是直军主力所在，所以命炮队对其进行猛烈轰击，几乎把下坡店夷为平地，16日黎明攻克下坡店。然而，直军在下坡店只有一个连的兵力。

吴佩孚退出高碑店后，在下坡店放了一个连的兵力做佯兵，以此牵制皖军曲同丰部，自己则亲率精锐骑兵一部，偷偷朝着高碑店与涿州之间的松林店前进，而曲同丰正坐镇于此。

17日，曲同丰正在自己的指挥部里扬扬得意，盘算着再接再厉一举占领保定，突然传来一阵枪声。曲同丰起身准备出去看看，却与带兵前来的吴佩孚正面相撞。

“报告老师，您被俘虏了，请您随我上车，前往保定休息。”吴佩孚在曲同丰面前“啪”地立正，敬礼，恭敬地说。

原来吴佩孚在武备学堂读书时，曲同丰曾做过他的老师，故吴佩孚对曲同丰致以弟子之礼，令曲同丰哭笑不得。随着曲同丰被俘，皖军在西路全面溃败。而徐树铮率领的东路军也因奉军突然加入作战而腹背受敌，加上西线战败消息传来，士气大减，顿时溃不成军，最终宣告失败。

18日，直皖大战结束。战后，曹锟改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副使，张作霖晋授镇威上将军，北京政权落入了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与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手中。

大败奉系，掌控了中央zhengfu

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都以胜利者的姿态，从各自利益出发，收编残兵、占领地盘、争夺对北京zhengfu的控制权。而这些争斗，集中体现在吴佩孚和张作霖的争斗上。

张作霖认为，直皖大战中，奉军的助战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吴佩孚一个小小师长，根本没有能力左右战局。他曾对《天津西报》的记者说：“吴佩孚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师长，我手下这样的师长就有好几个，哪一个拉出来都不比吴佩孚差，要都让他们出来参政议政，那国家不乱套了！我是与曹经略使合作，国家大事也只与他一人商量，绝不会与一个小小的师长对话！”他还在战后抢夺劫收了皖系大批辎重财物，并公开扬言将会留下部分奉军在北京“保卫总统”。

吴佩孚则认为，直皖战争的胜利全在于他本人指挥得当，尤其是突袭松林店一战，对战局起着关键性作用。奉系是在战争胜负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出兵相“助”，张作霖的做法完全是坐收渔利，抢夺不属于他的胜利果实。他对张作霖大肆劫收皖系辎重财物十分看不起，直言“奉军真是强盗行为，张作霖真是地道的胡匪”，对张作霖想独霸北京政权的行动更是十分愤怒。

为抵制张作霖独霸北京政权，7月29日，在曹锟与张作霖举行天津分赃会议前一天，吴佩孚召开记者招待会，抢先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组织国民大会。

早在1920年6月13日，直皖战争爆发前，吴佩孚就曾在郑州发表通电，建议召开国民大会，当时造成很大反响，南方各省人民团体以及进步学生对吴佩孚的主张表示赞成与支持，英国人的《字林西报》也对吴佩孚大肆追捧，认为：“中国之治，为期或已不远矣！”

然而这种“尊重民意”却不为军阀所接受，曹锟对此也颇不赞同，张作霖得知后，更是暴跳如雷：“一个小小师长，竟妄想左右时局，不自量力！”当时直皖战争迫在眉睫，吴佩孚又是攻打皖系的主要力量，所以各方军阀对于吴佩孚的狂言也就忍气吞声了。

如今为争夺北京政权，吴佩孚再一次重申召开国民大会的重要性，甚至拿出已经拟好的《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的具体意见书》宣读，主张“国民自决”。当有记者问：“张作霖曾一再表示拥护现任总统徐世昌，吴将军主张总统人选由国民大会决定，这是否与张作霖意见相左？”吴佩孚毫不犹豫地回答：“徐世昌就任之初未能获得西南五省的承认，充其量只能算半边总统，鄙人赞成总统，但不赞成半边总统。”

最后，吴佩孚表示为避免军人干政，自己将不会参加国民大会，只是做一个召开国民大会的提案人。但实际上，吴佩孚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目的是建立一个受自己控制的北京zhengfu。

吴佩孚的提案，受到南方各省人民团体的支持，遭到张作霖的强烈反对。张作霖怒气冲冲地找到曹锟，表示如果曹锟支持吴佩孚，自己会立即通电反对。曹锟刚与张作霖结为儿女亲家，还指望与张作霖进行进一步的政治合作，理所当然地站到了张作霖的一边。8月3日，曹锟电召吴佩孚到津，当面劝他说：“我们刚刚打完一仗，不可能再打第二仗。在这个时候要少发表政见，还是镇定些好。”

吴佩孚听后，知道要与张作霖抗衡，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自己控制北京zhengfu的条件尚未成熟，应该先扩充实力，以武力战胜奉系。于是，8月6日吴佩孚起程返回洛阳，因洛阳“十省通衢，四通八达，地理居中”，将重兵驻扎于此，则“居中可以御外，宜于武力统一全国”，因此将洛阳作为练兵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