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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鼻祖袁世凯 “乱世枭雄”魂断帝王梦（第7页）

1902年袁世凯做了直隶总督，将所练军队改称北洋新军，并相继成立了三个协（旅），在选任协统（旅长）时，为了表示他任人唯贤，特地宣布以考试的方法提拔军官。北洋新军成立第一协时，王士珍考了第一名，当了第一协协统；成立第二协时，冯国璋考了第一名，当上第二协协统。从德国深造回国的段祺瑞，自认为学识不凡，却没想到连续两次名落孙山，生怕第三次考试再度落榜，位居人下不说，重要的是丢不起这个面子，因此心里惶惶不安。

在考前一天晚上，正当段祺瑞紧张地备考时，忽然传令官来报，说袁世凯有请。段祺瑞本不愿这个时候耽误备考，却又不敢不去。可到了那里袁世凯却没有什么事情要说，只是东拉西扯地扯闲篇，段祺瑞心里着急，只好心不在焉地敷衍。终于等到袁世凯说完了，段祺瑞急着往外走，袁世凯亲自送出门来，分手时将一张纸条塞到段祺瑞手里，但什么都没说便与段祺瑞告别了。段祺瑞不知道袁世凯塞给自己什么东西，又不敢当面拆开。等回到家中一看，顿时如释重负，原来纸上写的是第二天考试的题目。

段祺瑞连夜做出试题，考试轻松过关，果然高中榜首，顺利当上了第三协的协统。段祺瑞深深感谢袁世凯的提携之恩，决心终生相报。其实，王士珍和冯国璋在考试前，也都受到袁世凯的这种“提携”。通过这些手段，袁世凯使其部下对他忠贞不二、尽心效命。

袁世凯练的是新军，采取的是近代德国陆军制度，组建步、马、炮、工、辎等兵种，全部采用外国新式武器装备，并制定新的营规营制、饷章、操典。为提高士兵素质，在新建陆军成军后，于1898年创办了德文、步队、马队、炮队、工兵队五个随军武备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在军事装备训练方面，袁世凯极力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

然而，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指导思想，却是沿袭湘淮军阀的旧习，以“兵为将有”，专门培植依附于自己的势力。新军的官兵都在营房里供着袁世凯的长生牌位，以袁世凯为衣食父母，并在上下操队伍集合时，由队官问士兵：“咱们吃的谁的饭？”“给谁去卖力？”回答都是“袁宫保”。由于清廷曾赐袁世凯“太子少保”衔，因此人们曾称他为“袁宫保”，以致一些小站士兵“只知袁宫保，不知清王朝”。

其实，袁世凯的小站练兵规模并不大，“定武军”原有4750人，扩编后也只增加到7250人，而这7000多人，构成了后来中国军事力量的核心。由于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因而称为“北洋派”。1905年“新建陆军”扩编为“北洋六镇”，其中所有军事骨干皆出自小站。随着北洋派军事力量的扩张，以小站军人为核心的北洋军阀集团，成为了袁世凯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巅峰的资本。民国期间，大总统、副总统、执政、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巡按使、各省督军、省长乃至师长、旅长等，大多从小站孵化而来，北洋军阀集团也因此成为长期把持中央政权，割据地方的庞大政治势力，掌控中国命运达17年之久。

出卖维新，是非谁予评说

事实上，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并非一帆风顺，由于一些满族权贵对他并不放心，他本人生性跋扈，在练兵不久便忌者如云，更有御史胡景桂提出参奏，说他诛戮无辜、克扣军饷等。清廷派兵部尚书荣禄去小站查办。荣禄一到小站，见袁世凯训练的新军兵强马壮，士气昂扬，与一派颓败面貌的绿营、乡勇大不相同，不由得从心里暗暗佩服。此时的荣禄哪里还顾得上查办袁世凯，恨不得马上把这支新军变成自己手里的王牌势力，当然也要把袁世凯牢牢抓到手中。于是，荣禄在慈禧面前极力替袁世凯说好话，对新军大加赞扬。

如此一来，袁世凯非但没有获罪，反而得到朝廷慰勉，于1897年擢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次年，“新建陆军”与甘肃提督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划归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统一节制，统称为“北洋三军”，袁世凯的新军果然成为荣禄手中的一张王牌。

岂料，戊戌变法开始后，帝、后两党分歧越来越大，已形同水火，势不两立。1898年9月14日，光绪的处境已十分危急，“帝位且不能保”，于是，给康有为等人写密诏，要他们尽快拿出应对计策。但这些维新派人士手里无一兵一卒，要对付慈禧的保守派绝非易事。于是，他们想到了袁世凯。

袁世凯早在朝鲜时，便与欧美使节多有来往，对西方事物多有接触，并于1895年曾上书变法，是个锐意维新的人物。因此之故，他与康有为等人来往密切，共同语言颇多，也曾参加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康有为将袁世凯推荐给光绪帝，想以其手中的新建陆军为奥援。

1898年9月16日、17日，光绪帝两次召见袁世凯，破格提拔他为候补侍郎，并赞扬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好，办的学堂好，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的事。”意思是说，以后袁世凯可以不受荣禄节制。袁世凯受此恩宠，表现得受宠若惊，连磕响头，但此时他心里却是忐忑不安。他虽支持维新，却不想卷入帝、后之争，他深知光绪帝的势力无法与慈禧太后的势力相抗衡，没有把握的事他是不愿去做的。但他不敢拒绝皇上，只好佯装答应，准备回去后再从长计议。

岂料，18日晚，谭嗣同突然来到袁世凯在京郊法华寺的住所。由于事态紧急，谭嗣同开门见山，将守旧派大臣怂恿太后发动政变，废黜皇帝的阴谋告诉袁世凯，然后说：“现在皇上大难临头，不能再等了，我们已经决定先杀荣禄，再包围颐和园，逼太后交权，以促使变法成功。”

袁世凯大吃一惊，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袁世凯毫无思想准备。凭荣禄对他的提携，断不会做出杀荣禄的事情。即使他不念及荣禄的知遇之恩，也不会冒失去这座靠山的风险。见袁世凯不说话，谭嗣同又鼓励说：

“你办好这件大事，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事成之后，直隶总督非你莫属。”

袁世凯自然能掂出此事的风险有多大，他不会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直隶总督”冒此风险。就眼下情形而言，京畿一带的“北洋三军”都由荣禄节制，仅董、聂两军便各有数万人，荣禄还掌有绿营兵几十营，京城内尚有旗兵，而他的新建陆军仅有7000余人，力量如此悬殊，就算杀掉荣禄，也毫无胜算可言。

“我看时机尚未成熟。”袁世凯搪塞说，“不如等皇上到天津阅兵时动手，那样或许有些把握。”

谭嗣同无奈，只好答应。但这只不过是袁世凯的托词，他根本不会为皇上和这几个赤手空拳的书生去冒险。至于是否告密，一时颇费踌躇，他打算再看看风向。据说他当天夜里即赶到庆王府，求见庆亲王奕，想从庆亲王那里摸摸底细。

9月20日，袁世凯返回天津，第二天去总督衙门拜谒荣禄。不料，却得到一个万分震惊的消息：慈禧已于20日成功发动“戊戌政变”！

原来，当时正逢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问中国，康有为向光绪帝大力推荐伊藤博文，而朝廷很多官员奏请光绪帝留伊藤在北京为顾问官，以便请其赞助新政。慈禧不担心维新派上书言事，却担心他们掌握武装、与外国势力联合。9月19日，慈禧得知光绪帝将于第二天会见伊藤博文，顿时怒不可遏，立刻传下懿旨，以皇帝生病不能处理朝政为由临朝训政，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并于21日以光绪帝之名发布“训政”诏书。

事态发展之快，让袁世凯措手不及。想到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袁世凯不寒而栗。倘若此事被康有为等人供出，自己岂不遭塌天大祸！为了保住个人身家性命，袁世凯当机立断，将慈禧、荣禄尚不知道的维新派“杀禄围园”、劫持太后的兵变密谋和盘托出，并申明自己的忠心和立场。

此前，荣禄听说袁世凯被光绪帝召见并提拔，对袁世凯起了些猜疑，可听到袁世凯的“告密”，相信他并非自愿参与其中，也并无兵变的打算，因此对袁世凯依然信任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