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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军阀吴佩孚 秀才将军“大意失荆州”02（第2页）

冯玉祥自有办法，他令补充团将士佩戴十一师番号，提前趁夜间登车北上，在吴佩孚的参谋长眼皮底下，将补充团全部送离河南，然后才开始运送十一师将士与辎重。待吴佩孚的参谋长发现时，已是鞭长莫及。

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因直奉战争时有通奉嫌疑，也受到吴佩孚的防范和压制。直奉战争后，王承斌任直隶省长，成为“保派”骨干。“罗文干受贿案”发生后，王承斌第一个跳出来指责吴佩孚。为了控制王承斌，吴佩孚令直隶军务帮办和驻防直隶地区的部队长官，越过王承斌，直接听命于曹锟与他本人；还暗中活动，想要将王承斌调任河南督理，以便就近监视。

至于江苏督理齐燮元，则因为吴佩孚的“和皖”政策，禁止他“收回”受皖系残余势力控制的上海，而对吴佩孚心怀不满。

就在直系内部一些将领与吴佩孚产生嫌隙的时候，1924年初，吴佩孚又提出统一军权于中央的建议，即各巡阅使和督军等一律不得兼任师长，其师长职务由中央派人接任，各师由陆军部直接管辖。此举等于削了各省军阀的兵权，自然招来一片反对声。但北京zhengfu坚持采纳吴佩孚的建议，强行解除了一些省份督军所兼任的师长职务，不过也做出了一定让步，即同意各师仍驻原省并受该省督军节制。

但有三人不曾解除师长职务，其中便有冯玉祥、齐燮元。这两人对中央的命令坚决不服从，吴佩孚拿他们毫无办法，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此同时，吴佩孚自己也依旧兼任第三师师长，使得各省军阀对他愈加心怀不满，吴佩孚因此给自己树立了更多的敌人。

尽管直系内部争斗不止，但吴佩孚一时一刻都没有停止练兵备战。他料定张作霖战败之后不会善罢甘休，于1923年春天，在赤峰、朝阳、山海关等地布下重兵设防。事实正如吴佩孚所料，张作霖战败退回关外后，埋头整军经武，决心洗雪一败之耻。

1923年夏，张作霖观看了上海大陆电影公司拍摄的吴佩孚洛阳练兵实况，不禁大为震惊。在吴佩孚“冻不拆屋，饿不扰民”的纪律规范下，直军训练有素，士气高涨，其装备也较此前大有提高。曹锟从外商那里购买了大量军火，质量和性能比此前直军所用的国产军火不可同日而语。这些都让张作霖意识到，仅凭他一人之力，恐怕无法与直系抗衡。于是，他积极联系同样敌视直系的皖系段祺瑞、南方孙中山，与他们再结“反直三角联盟”。

1924年9月3日，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为收回上海，与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兵戎相见。尽管江浙之战只是局限于东南一隅的局部战争，但却给张作霖出兵制造了借口，9月15日，张作霖以反对直系发动江浙战争为由，组织镇威军，自任总司令，率22万大军，向九门口、山海关、热河扑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由于奉军已侦得直军各部防守阵地以及各部力量强弱，所以先发制人，将主力集结至山海关、九门口一线，要在此线给直军决定性打击。

根据奉军部署，7月18日晚10时，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召开讨逆军总司令部军事会议，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任命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直隶筹备司令，分东、中、西三路迎击奉军。彭寿莘为第一军司令，王怀庆为第二军司令，冯玉祥为第三军司令，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另有海、空军各一部，总兵力20万人，依托长城组织防御。吴佩孚将其嫡系部队三师约12万人放在东路抵抗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的奉军，他认为奉军备战时间久，已做好充分准备，加上有日本支援，若与之硬拼，恐怕只会白白损失，决定先持守势，以逸待劳，待奉军疲惫、放松警惕时，突然冲出，杀他个措手不及，一举打到奉天，到时日本想要援助奉军，只怕也来不及了。

四照堂点将后，吴佩孚为筹措军饷，没有立即前往前线，而是在北京遥控指挥前线作战。战争首先在热河地区爆发，奉军看准这一路直军力量薄弱，迅速而猛烈地进行攻击，到10月初，奉军已经逼近凌源、赤峰，而前来增援的王怀庆的13师还在行军途中。很快，热河全区被奉军占领。接下来，奉军转向山海关一带作战。

直奉双方都在山海关正面战场投入重兵，战斗极为惨烈，直军借助山洞等有利地势，顽强抵抗奉军猛烈的炮火和飞机轰炸，击退了奉军40多次的连续猛扑。奉军见此路不通，寻找其他突破口，在日本提供的情报中，奉军得知山海关左翼要塞——九门口防守薄弱，遂改变进攻点，全力攻打九门口。10月8日，直军丢失九门口，战局立即对直军不利。奉军占据九门口后，西可进攻石门寨，南则威胁山海关。在这种威胁下，吴佩孚调张福来的援军开赴前线，并于10月10日从北京出发前往山海关督战。途中他多次停车做军事部署，12日早抵达山海关前线后，直军士气大增。

13日晨，直军与奉军在石门寨开战，吴佩孚亲临前线指挥，命靳云鹗、杨清臣两师增援石门寨，待局势稍定，根据战局变化，调整兵力分布。尽管吴佩孚在此投入了重兵，调入重炮团，交叉掩护，轮番作战，但如果仅仅以陆军作战，直军尚有优势，而奉军投入飞机轰炸，直军的炮队便不是对手了。此时，武器的差距决定了战场局势。17日，直军弃守石门寨，向秦皇岛败退。

吴佩孚四照堂点将时，心中已形成一个通盘计划：东线山海关由第一军与海军联合进攻奉军，西线由第二军王怀庆防守热河，而第三军冯玉祥则出热河呈迂回态势威胁奉军后方战略要地锦州，使奉军腹背受敌，如此分散奉军主力。如今王怀庆的第二军及热河守军已经被打败，只能寄希望于冯玉祥。吴佩孚看了一下冯玉祥呈报的军事行动报告，显示冯玉祥于15日击退奉军，占领赤峰。对此，吴佩孚没有怀疑，立即命总参谋长张方严发电给冯玉祥，命他火速推进，分散奉军主力，以减缓第一军正面作战压力，电报中称：“大局转危为安在斯一举。”

然而，电报发出后，迟迟得不到回音，吴佩孚忧心忡忡，不知冯玉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10月23日，电务处长田怀广突然来报：“大帅，总统府电话无法接通，拍发无线电也无人接收。”吴佩孚听后大惊，这时他想到冯玉祥迟迟没有动静，将它们联系到一起，心里顿时生出一股不祥之感：“会不会是冯焕章在捣鬼……”

果然，不久后即传来冯玉祥通电倒直的消息，10月22日夜，冯玉祥乘京城空虚，率兵返回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此消息如晴天霹雳在直军中炸开……

起死回生，又遇劲敌北伐军

吴佩孚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从人生巅峰瞬间跌入谷底，而这一切，都源于冯玉祥的倒戈。冯玉祥对吴佩孚的怨恨，吴佩孚心知肚明，但他没有料到冯玉祥会加入“反直三角联盟”，收下张作霖的140万元军饷，联合曹锟卫队旅旅长孙岳，以及直系将领胡景翼共同倒直。

战前部属时，吴佩孚将冯玉祥安排至西路，此路途经之地多为荒山僻壤，道路崎岖不利于行军，也不便就地筹措军粮，但此路军队对战局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避免冯玉祥消极应付，吴佩孚特意令讨逆军副总司令、“保派”军人王承斌做西路监军，不料王承斌早与冯玉祥组成“反吴三角同盟”，虽然没有加入策划倒戈，但也没有阻止冯玉祥倒戈，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北京政变”成功之后，他便公开站到了冯玉祥一边。

对于京城的拱卫人员，吴佩孚做了精心布置，特意选中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孙岳是同盟会会员，曾参加滦州起义，曹锟为了使其躲过袁世凯的杀害，认他做了养子。直皖大战中，孙岳表现出色，被任命为曹锟卫队旅旅长。直奉大战中，孙岳在初战中失利，吴佩孚气急败坏，当着众人的面斥责孙岳“没能力”，孙岳心中恼火，憋着一口气，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亲赴战场指挥作战，很快转败为胜，立下战功。战后，各师旅的大小军官都得到晋升，孙岳却没有得到提升，因此对吴佩孚心怀不满。加上他与冯玉祥是多年好友，一直过从甚密，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与之里应外合，打开城门，使得冯军兵不血刃一夜间占领北京。

至于胡景翼，他本是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司令，同盟会会员，后来虽然倒向直系，但吴佩孚认为他是“土匪”出身，又与南方革命军交好，对其并不重用，胡景翼在直系吃不开，遂与冯玉祥联合倒直。

10月15日冯玉祥给吴佩孚呈报军事行动报告，说已击退奉军占领赤峰，其实这是他与张作霖事先策划，联手搞的骗局，实际奉军是主动撤离赤峰的，两军并未真的发生战斗。19日，冯玉祥收到吴佩孚“大局转危为安在斯一举”的急电，同时看到同盟社发布的战情报道，说直军伤亡惨重，势已不支，认为直军已经必败无疑，遂决定倒戈回京，发动政变，掌握北京政权。

也就在这一天，张福来的援军抵达前线，直军立即扭转战局，重新夺回九门口，倘若冯玉祥能在第一时间得到直军重夺九门口的消息，知道直军还有战胜的可能，那么，他或许不会做出倒戈回京的决定。毕竟奉系战胜直系之后，定然会直接控制北京政权，而他自己则会失去直系的庇护。

吴佩孚得知冯玉祥倒戈并发动北京政变的消息后，10月23日上午8时在秦皇岛车站的总司令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亮明自己的观点：此时前线处于胶着状态，不会发生大的变故，而冯玉祥军队不堪一击，应当先救出总统夺回政权。

对此，吴佩孚的部下提出反对意见：“此时情势危急，大帅万万不可离开前线，应当先集中兵力击溃奉军，再挥师南下，解决北京问题。”

吴佩孚却固执己见，对前线将领们表示：“你们将各自阵地守好，我回去杀掉冯玉祥。等我回来再直捣黄龙。”于是将山海关战场的军事指挥权交给张福来、彭寿莘两人，当晚率领第三师和第二十六师各一部七八千人赶赴天津，由于此时江浙战争已经结束，为了让江浙两省援军能够顺利增援前线，吴佩孚部署对冯作战的同时，还要保证津浦路线畅通。

然而，吴佩孚没有想到，先回救北京的这一决定，竟成为他此生中最大也是影响他一生命运的失误。这个失误，源于他的求胜心切一时草率操之过急，也源于他独断专行听不进他人意见，更源于他对冯玉祥的过于轻视。实际上，他率领的七八千人，因刚从前线调下而疲惫不堪，与准备充分、以逸待劳的冯玉祥军队根本无法抗衡。而冯玉祥政变原本已造成军心浮动，他作为主帅在此关键时刻率兵离去，分散兵力暂且不说，对军心士气的影响可想而知。

结果正是如此，就在吴佩孚与冯玉祥军队作战连连溃退时，直军前线也因主帅离去而军心涣散，发生内乱。奉军却乘机加强攻势，不出一周，直军全线崩溃，前线将领纷纷溃逃天津。

这一切发生之迅速，令吴佩孚目瞪口呆、无所适从。正所谓墙倒众人推，11月1日，山东郑士琦宣布武装“中立”，毁坏津浦铁路，阻止援军北上及吴佩孚南下，山西阎锡山也于同日宣布“中立”，并出兵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而冯玉祥和奉军也从三面包围了吴佩孚司令部所在的天津。

11月3日，吴佩孚率残兵2000余人，乘车到达塘沽，后乘“华甲”号轮船南下，打算在青岛登岸，转胶济路、津浦路、陇海路回洛阳重整旗鼓。然而对于吴佩孚这个败军之将，各省督军均避之唯恐不及。“华甲”号驶至青岛时，山东郑士琦不仅拒绝假道，并且拒绝给“华甲”号供应淡水与食物。吴佩孚只好改变计划，乘船南下，经上海入长江，过武汉抵洛阳。然而此时吴佩孚仅有第三师残部2000人外加新招募的士兵1万人，曾对吴佩孚百般讨好的陕西督军刘镇华见有机可趁，便出兵洛阳。吴佩孚无力抵抗，打算避难武汉萧耀南处，却遭到萧耀南拒绝。

此时，北京政权已落入张作霖与段祺瑞手中，段祺瑞出任了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接连发出“逮捕吴佩孚解京治罪”的通令，冯玉祥也改所部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挥师南下，吴佩孚无处可躲，只好于1925年1月5日乘舰南下，暂泊黄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