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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大器晚成02（第3页）

令曹锟气愤的是，“保派”在“好人zhengfu”中只有一名阁员高凌蔚，还是被放在一个无关紧要的部门。曹锐提醒曹锟说：“他今日能夺取内阁，明日就能夺取总统。”这正是曹锟所担心的。黎元洪当上总统后，曹锟曾问吴佩孚什么时候重新选举总统，吴佩孚说：“让黎黄陂在总统位上再待一段时间，完成南北统一大业再说。”可曹锟如今已经60岁，统一却还遥遥无期，要真按吴佩孚说的做，曹锟这辈子就不用指望做总统了。

而吴佩孚由于独断专行，颐指气使，不仅引起“保派”的不满，也使直系军阀除吴的嫡系外，纷纷投靠“保派”；而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为首的许多议员也对吴佩孚不把国会放在眼里产生恶感，与“保派”结成联盟，首先以吴佩孚控制的“好人zhengfu”为攻击目标，开始了倒阁运动。

倒阁运动的引发点为“罗文干受贿案”。罗文干是财政总长，其受贿案是指内阁擅自签订澳国借款展期合同，在使中国财政遭受巨大损失的同时，内阁拿到债权方交来的补款8万英镑，折合华币60万元。其中10万元用于支付中央经费，50万元全部拨到洛阳。该合同是王宠惠指令罗文干与澳方代表华义银行代理人签订的，“洛派”阁员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岂料华义银行副经理是曹锟的亲信“保派”边守靖的亲戚，此案立刻通过边守靖报到曹锐、吴景濂处。

由于此款是通过交通部划拨的，曹锟得知此案后，立刻派人到交通部查账，竟发现该部半年内向吴佩孚拨付军费509。9万元，而只拨给保定方面242。4万元。曹锟再也无法对吴佩孚的张狂保持沉默，决心向吴佩孚宣战。

11月23日，曹锟发表通电，指斥罗文干犯有五条误国大罪，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彻底追究。紧接着，直系诸将领及直系势力控制下的各省军阀，乃至皖系军阀纷纷发表通电，一致痛斥罗文干丧权卖国，请求北京zhengfu予以严惩。同时警告吴佩孚，若包庇罗文干等罪犯，将以卖国罪群起讨伐。

这种一面倒的局势，让不可一世的吴佩孚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他自知陷于孤立，对抗下去未必能取胜，且直系分裂对自己无益，于是赶紧通电向曹锟认错屈服，表示一切听从老帅安排。于是，吴佩孚苦心建立的“好人zhengfu”仅维持了三个月便彻底垮台，“保”“洛”之争最终以“保派”胜利而告终。

千万贿选，最豪华总统出笼

扳倒了“好人zhengfu”，收服了吴佩孚，曹锟一不做二不休，开始向大总统之位冲刺。

1923年1月4日，张绍曾内阁诞生，张绍曾既倾向于“保派”，又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同时与国会中的吴景濂关系密切，因此很容易获得各方通过。而黎元洪选中他，则是看中了他的主张：先统一后大选。黎元洪企图由张绍曾组阁实现府院合作，共同抵制“保派”大选，以延长其总统任期。

然而，曹锟岂能坐视黎元洪府院联合推迟大选？新一轮倒阁很快展开，6月6日张绍曾被迫下台。此后黎元洪孤掌难鸣，却仍抓着总统的印玺不肯放手，曹锟干脆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导演“逼宫驱黎戏”——

6月7日，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等人率军警500人，闯入总统府，围住居仁堂，以内阁无人负责为由，向黎元洪索饷；

6月8日，曹锟的亲信边守靖雇人在tiananmen前举行所谓的“万人国民大会”，高呼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让贤路”的口号；

6月9日，北京全体警察罢岗，为黎元洪守卫新华门及东厂胡同的卫戍部队也随之撤走，黎元洪宅邸水电、电话被切断；

6月10日，曹锟授意军警300余人，闯入黎元洪东厂胡同私宅索饷，又有“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千余人在黎元洪住宅门口大喊大叫，逼黎元洪退位；

……

6月13日，黎元洪将总统印玺15颗交给正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住院的姨太太黎本危保管，自己出走天津。但很快被直隶省长王承斌截住，由于拒不交出印玺，在天津新站被困于专列之中，曾试图开枪zisha，被反应灵敏的随身翻译救下。当晚10时被迫说出印玺下落，14日凌晨4点在总统自动辞职电稿上签字。于是，“逼宫夺印戏”落幕。不圆满的是，黎元洪恢复自由后，立即将被迫交印与签名过程通告全国，激起全国各界一片唾骂。

但曹锟不管这些，逼走黎元洪，总统印玺到手，大总统宝座已唾手可得。早在年初曹锟便已为出任大总统做准备，特聘愿意为其投票的议员380多人，为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当时国会两院议员700余人，其所聘顾问已超过半数。曹锟对这些顾问出手大方，每人每月发给顾问津贴200元，并在春节前赠送议长吴景濂“炭敬”3万元，赠送副议长张伯烈“炭敬”1万元，以期两议长为大选出力。

然而，尽管曹锟特聘380多名议员，但此时的国会派系纷争，其中变数颇大，尤其有皖、奉两系军阀以及南方孙中山的阻挠与反对，要想凑齐合法人数并非易事。于是，曹锟主动同诸政敌修好，派曹锐游说段祺瑞，又派张作霖的亲家鲍贵卿到东北讨好张作霖，并表示愿意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召开“南北和会”，同时放出“孙曹携手”的言论。但这些努力毫无效果，段祺瑞与张作霖反应冷淡，孙中山则通电表示“孙曹携手”纯属谣言。

为了抵制曹锟当选大总统，皖系、奉系、孙中山三方开始联手与曹锟争夺议员。如此一来，议员成为了双方争相收买的抢手货，一方为了“贿选”，一方为了“贿不选”。孙中山为了把国民党议员和反直议员拉到上海，特地派人赴京游说；皖系干将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了“贿不选”，不仅为南下议员们准备了招待处和办公处，并将上海的纸烟捐、电报收入、烟酒税、盐税余款列为国会专项经费。张作霖则一次拿出70万元，作为赴沪议员的专项津贴，每个赴沪议员每月可领津贴300元。比曹锟的200元顾问津贴多了100元。

议员们为利益驱使，纷纷离开京津南下，曹锟一看十分着急，忙找议长吴景濂讨主意。吴景濂说：“我看，只能用贿选的方式了。”

“贿选”对曹锟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字眼，早在几年前被徐树铮戏耍几次之后，段祺瑞终于打算兑现一次诺言，于是搞了一场竞选副总统的闹剧，段祺瑞以北京zhengfu预垫经费150万为曹锟拉票，每张选票2000元，结果议员们都嫌票价太低。于是徐树铮就找到曹锟，希望他本人出些钱，如果他当时肯放血，或许就能出任副总统了。但当时他确实手头“拮据”，不舍得为这个虚无缥缈的副总统大出血。如今今非昔比，敛财机会多多，自然手头也就宽裕了许多。自从任直鲁豫巡阅使以来，其全军军费一直由亲信李彦青掌管。李彦青为曹锟“精打细算”，每次发放军饷每师必克扣2万元，当时曹锟手下有25个师，仅此一项，曹锟每次就能拿到50万元。直皖战争后，徐树铮的西北边业银行被曹锟接收，连其中王揖唐、朱深等人股本100万元一并进了曹锟的腰包。但即使有钱了，曹锟还是不舍得，毕竟“贿选”不是几十万就能解决的。

直隶省长王承斌见曹锟为“贿选”经费发愁，为了讨好曹锟，便在谋划贿选筹款上下功夫，最终以三种途径获取了经费。第一种，以敲诈fandai分子的方式，获取经费500余万元；第二种，由直系各督军、省长等人摊派；第三种，强行向直隶各县“借”军饷，大县两三万，中县一两万，小县万儿八千。虽说将整个直隶搞得鸡犬不宁，但贿选经费总算筹上来了。

9月初，吴景濂与曹锟的秘书长王毓芝等人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作为大选活动机关，开始公开进行贿选事宜。规定每个议员参加一次“宪法会议”，可得出席费20元，每周参加常会可得出席费100元。此外还有其他名目的奖赏，如“冰敬”（夏季津贴）、“炭敬”（冬季津贴）、“节敬”等。这样，在京议员每月可从“贿选”方得到600元津贴，而在沪议员从“贿不选”方仅可领到300元津贴。

于是，在沪议员立刻离开反曹锟的“贿不选”三角联盟，北上投身“贿选”行列。一时间，京沪线上议员成群结伙，不绝于途，不几天时间，“议员俱乐部”已收买议员500多名。吴景濂等人见形势好转，又提出更优厚的条件：准许议员任期延长一年。如此一来，“贿不选”三角联盟只能甘拜下风。

10月1日，“议员俱乐部”发给每名议员5000元支票一张，共发给了576人，支票在选出大总统的3日后即可兑现。除了5000元面额的普通票支票，另有1万元及1万元以上的特殊票支票。

10月5日是大选之日，清晨，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在北自西单牌楼，南至宣武门外大街布置了警戒线，并派保安队来回巡逻。象坊桥众议院更是戒备森严，象坊桥东西两口军警夹道排队，严密审查进入大选会场的议员及参观人员。选举原定于10点开始，然而直到下午1点多才到会593人，终于达到法定人数，可以摇铃开会了。下午4点投票完毕，接着点票唱票，最后由吴景濂报告选举结果：

此次选举共发选票590张，收回票数590张，票数与人数相符。四分之三票应为443票，曹锟得480票，超过四分之三，按《大总统选举法》，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吴景濂话音刚落，台下的“猪仔议员”们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