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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军阀吴佩孚 秀才将军“大意失荆州”02（第1页）

但吴佩孚忽略了曹锟的感受，在新成立的内阁里，只有曹锟的一个亲信且在一个无关紧要的位子上，吴佩孚住在曹锟的公署里，任何事情包括一些重大事件均不向曹锟汇报，直到有一天曹锟派手下人找上门来，他才意识到自己做得有些过分。

当时已是6月末，有天晚上吴佩孚已经入睡，曹锟忽然派人上门，要他即刻去曹府相见。下人不敢叫醒刚刚入睡的吴佩孚，一向对吴佩孚宽厚的曹锟终于忍无可忍，发了狠话：“不来也得来！”下人不敢再怠慢，赶紧叫醒吴佩孚，吴佩孚虽然很不耐烦，但还是起身赶往曹府。

一进门，吴佩孚发现曹锟脸色不对，赶紧问：“发生了什么事，让老帅这么着急？”由于吴佩孚已称“大帅”，曹锟不得已只好改称“老帅”。

“你现在是大帅了，哪里还把老帅放在眼里，能来理我就该感谢了！”

曹锟对待吴佩孚一向纵容，如此发怒还是第一次。吴佩孚正疑惑间，蓦然发现桌上放着的报纸，“曹汝霖”三个字赫然醒目，吴佩孚立刻明白了曹锟发怒的原因。

原来曹汝霖在交通总长任期内经手的一笔数额高达2000万元的款项没有底账，涉嫌贪污。事发后，交通总长高恩洪与财政总长董康曾向吴佩孚请示处理意见，吴佩孚要他们上报总统黎元洪，然后对曹汝霖依法查办。如此重大的一个案件，吴佩孚既没有向曹锟请示处理意见，也没有与曹锟通气，如今曹锟从报上看到曹汝霖被捕的消息，这才如梦方醒：自己已经大权旁落！

吴佩孚赶紧陪着笑脸说：“老帅不要生气，要是我做错了什么，请老帅拿军棍打我，不要气坏了身子。”

曹锟本来耳朵根子发软，何况又是对吴佩孚，加上“大权旁落”这种事说出来有失脸面，只好不再追究。吴佩孚也非常识趣，一边给老帅道歉，一边保证以后不再干政，并表示将返回自己的公署。

7月1日，吴佩孚离开保定返回洛阳，从此他的直鲁豫巡阅副使公署变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不仅内阁成员往来频繁，各省督军、省长前往拜谒，一些外国使节也纷纷造访，洛阳不仅成为直系的西部大本营，而且成了北洋zhengfu的重心。如此一来，在直系内部便形成了保定与洛阳两个中心，加之吴佩孚不仅没有放弃干政，而且更牢固地把执了内阁，使他与曹锟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在直系内部形成了拥曹的“保派”与拥吴的“洛派”。

由于颜惠庆内阁中几个重要人物迟迟不肯就职，加上财政困难，颜惠庆不愿再担此重任，于8月1日辞职。对于新一任国务总理的人选，吴佩孚表示绝不干涉，但当黎元洪宣布由南方“名流”唐绍仪组阁时，吴佩孚连续致电北京，反对唐绍仪组阁，提出由颜惠庆继续出任总理，如其不愿就任，则由王宠惠代理总理。

吴佩孚的主张，立即得到直系各省军阀附和，黎元洪在吴佩孚的威势下，不得不于9月19日解散唐绍仪内阁，任命王宠惠署理国务总理。

吴佩孚之所以选中王宠惠，因为王宠惠与其内阁中的教育部长汤尔和、财政总长罗文干都是“好人zhengfu”的鼓吹者，他们与外交部长顾维钧都是没有党派的“好人”，也是英美派人物，因此这届内阁又称为“好人zhengfu”。吴佩孚组织“好人zhengfu”的目的不过是以此“好人”装点门面，为我所用，因为“好人zhengfu”的核心人物便是他的亲信交通部长高恩洪、内务部长孙丹林。“好人zhengfu”实际上成为受吴佩孚操纵的“洛派zhengfu”。

“好人内阁”一开始运行，首要任务便是为洛阳方面筹措军费。由于财政困难，财政总长罗文干与奥地利银行团代表华义银行经理罗索达·柯索利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在使中国财政遭受巨大损失的同时，华义银行支付财政部8万英镑补款，折合华币60万元。财政部收到此款后，抽出10万元用于支付中央经费，其余50万元全部拨到洛阳。

对于此项展期借款，罗文干在协商签订合同时，已尽力将对国家的财政损失降到最低。但罗文干办理该事项时未提交国会通过，手续上有所欠缺。“保派”人物吴景濂、张伯烈因对王宠惠内阁的亲洛倾向不满，便以此为突破口，以华义银行支付给财政部的8万英镑支票上和财政部公函上罗文干的亲笔签名为受贿书证，以华义银行买办“保派”人物李品一为证人，指控罗文干受贿，胁迫黎元洪下手谕，于11月18日晚将罗文干等人逮捕。

罗案发生第二天，“洛派”阁员高恩洪与孙丹林立刻打电报向吴佩孚求救，吴佩孚对该项“展期借款”了如指掌，对黎元洪竟敢下令逮捕罗文干非常气愤，立刻给总统府发电报，以上司对下属的口气对黎元洪大加指责与训斥。黎元洪在上届总统任内虽然也是傀儡，但无论段祺瑞还是张勋，都不敢对他公开侮辱。尽管黎元洪气得浑身发抖，但在吴佩孚的高压下，也只好做出让步，将罗文干接到总统府。

罗文干由阶下囚成为了总统的座上客，一时有恃无恐，一定要总统给个说法才肯回家。然而，罗文干做梦也不会想到，时隔一天局势突然逆转，吴佩孚再也救不了他。原来，曹锟亲自出马了！

曹锟得知吴佩孚拿到50万元而他分文未得，十分气愤，觉得吴佩孚实在目无尊长，欺人太甚。由于此款是经交通部划拨的，立刻派人到交通部查账，竟查出半年时间内，吴佩孚操纵前后两届内阁为其公署拨付军费509。9万元，而仅仅拨付保定方面242。4万元。一怒之下，曹锟决定推倒“洛派”内阁。

11月23日，曹锟通电公布了罗文干犯下的五条误国大罪，并建议组织特别法庭，对其彻底追究。24日，直系诸将领及直系势力控制下的各省军阀，乃至皖系军阀纷纷通电支持曹锟，一致痛斥罗文干丧权卖国，请求北京zhengfu予以严惩。同时警告吴佩孚，若包庇罗文干等罪犯，将以卖国罪群起讨伐。“保派”乘机大叫：“秀才不倒，大选不成。”大有将吴佩孚拉下马，将曹锟扶上总统宝座之势。

这种一边倒的局势，令吴佩孚嫡系部将萧耀南、张福来等人也不敢替吴佩孚说话，纷纷表示支持“老帅”。孤立无援的吴佩孚第一次领教到曹锟的威力，一时间目瞪口呆，急忙对曹锟表示屈服，通电说：“对曹使始终服从，对元首始终拥护”，对于“罗案”“谨遵曹帅主旨，主张依法办理”。

随着吴佩孚的认输，“洛派”内阁随之倒台，“保洛之争”以“洛派”失败而告终。而罗文干成了两派争斗的牺牲品。

祸起萧墙，直奉大战中惨败

吴佩孚认输后，曹锟考虑到以后对付张作霖与孙中山还要依靠吴佩孚，遂顺水推舟表示“保洛是铁一般的关系”，两人很快恢复了“你即是我，我即是你”的关系。此后，一直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吴佩孚虎踞洛阳，度过了人生中的巅峰时期。此时吴佩孚拥兵数十万，掌控直隶、陕西、河南、山东、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洛阳俨然成为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被时人称为“西宫”，设有全国18个省督理、督办代表机构。按曹锟所言：“只要洛阳打个喷嚏，北京天津都要下雨。”

1924年9月8日，吴佩孚以“中国最强者”成为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上的第一个中国人，上海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美国人约翰·鲍威尔甚至赞誉他：“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但也就是在吴佩孚的巅峰时期，直系内部争斗不断，为直系的衰落以及吴佩孚的人生衰落埋下了伏笔。

“保洛之争”结束后，曹锟开始贿选，于1923年10月1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宣布就职总统。曹锟上台后，对直系将领按功封赏，吴佩孚被升为直鲁豫巡阅使，王承斌任直隶军务督理兼直鲁豫巡阅副使，齐燮元任苏皖赣巡阅使，萧耀南任两湖巡阅使，冯玉祥、王怀庆、王承斌、齐燮元、萧耀南、阎锡山等均被提升为上将军。可以说，大家各得其所，本应各司其职，和平相处，然而，由于吴佩孚大权独揽，独断专行，致使一些将领对他心怀不满，其中冯玉祥、王承斌、齐燮元因受到吴佩孚压制或排挤，组成“反吴三角同盟”与之抗衡。

冯玉祥的实力在直系中仅次于吴佩孚，由于冯玉祥数次倒戈，投靠曹锟后又暗中与孙中山联系，因此吴佩孚对他百般防范与压制，以克扣军饷等手段限制他扩军。冯玉祥对此衔恨在心，一直伺机报复。

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吴佩孚派出冯玉祥的死对头宝德全为河南军务帮办。冯玉祥与宝德全嫌隙甚深，两人曾兵戎相见。吴佩孚以为如此安排可以达到监视、制约冯玉祥的目的，岂料冯玉祥一到开封，便命令手下将前来迎接他的宝德全拖到庄稼地里枪杀了。吴佩孚闻讯后火冒三丈，发电质问冯玉祥，冯玉祥却回电称：“没有见到此人前来赴任，可能途中被乱军杀死了。”令吴佩孚既恼火又无可奈何。

由于两人之间成见已深，冯玉祥每次到洛阳谒见吴佩孚，吴佩孚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有一次冯玉祥谈及河南最近发生旱情，应该设法防救。吴佩孚诡异地一笑说：“待我卜个卦，算算何时能下雨。”说完便拿出签筒，从里面挑出六个制钱，嘴里嘟嘟囔囔，一连卜了六七卦，然后说：“明日午后2时西北方会下雨。”

吴佩孚早年从家乡蓬莱逃到北京后，曾以卜卦为生，后来作战也经常以卜卦算胜负，据说十分灵验。冯玉祥对此不以为然，想看看吴佩孚怎样为自己圆场。第二天下午2时，冯玉祥准时来到吴佩孚的公署，对吴佩孚说：“这烈日当头，好像没有要下雨的迹象啊！”

吴佩孚慢悠悠地说：“焕章此言差矣，莫斯科此时正在下雨。”吴佩孚以此讽刺冯玉祥正在接受“赤化”。冯玉祥闻之脸色大变，愤然离去。

冯玉祥督豫期间，不仅收编了原河南督军赵倜的旧部，还悄悄募兵扩军。后来曹锟任命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在冯玉祥即将赴京上任时，吴佩孚下令只准他带走原部第十一师，督豫期间扩编的五个补充团则交由下任河南督理改编。吴佩孚知道冯玉祥不会乖乖就范，特派其参谋长以照料为名，到郑州监视冯玉祥的部队开拔。

冯玉祥自有办法，他令补充团将士佩戴十一师番号，提前趁夜间登车北上，在吴佩孚的参谋长眼皮底下，将补充团全部送离河南，然后才开始运送十一师将士与辎重。待吴佩孚的参谋长发现时，已是鞭长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