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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系军阀张作霖大元帅殒命皇姑屯02（第1页）

6月7日，张作霖收到总统徐世昌的电报，请他到北京“调停时局”。6月19日，张作霖欣然赴京，到达廊坊车站时，遇到前来迎接的徐树铮。张作霖对徐树铮反感至极，只是冷淡地应酬了几句。到了北京，徐树铮已经令财政总长曾毓隽将奉天会馆粉饰一新，请张作霖下榻。但张作霖拒绝接受徐树铮的“好意”，坚持住进设于北京白石桥的奉军司令部。

张作霖以中立的身份到北京“调停”，表示不会偏袒直皖任何一方，但实际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张作霖很自然地偏向直系一方，同直系一同将矛头直指皖系和徐树铮。其间，直系提出五项要求，最重要一项为第五条，“解除徐树铮之兵权，撤销筹边使官制，边防军改编后归陆军部直辖”。这一项与张作霖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自然极力促成。但此项却是段祺瑞与徐树铮的底线，根本无商量余地。

7月1日直系在保定发表《直军将士告边防军将士书》，声明决心打倒徐树铮、扫除安福系。徐树铮控制的安福系针锋相对，于同一天决定请段祺瑞出山再任国务总理，惩办吴佩孚。

1918年10月冯国璋卸任总统时，段祺瑞迫于主战失败辞去国务总理一职，安福系请段祺瑞出山的决定吓坏了倡议和平的大总统徐世昌，徐世昌立刻与张作霖商量予以抵制。直系更是加强舆论攻势，于7月3日致电张作霖转呈大总统徐世昌，严词要求尽快罢免徐树铮本兼各职。此时张作霖已由调停人站到了直系一边，与曹锟、李纯等人联名通电声讨徐树铮。

徐世昌见直奉联手，顿时有恃无恐，7月4日断然下令撤销西北边防军，将该部交陆军部改编统辖；调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留京供职。至此，徐树铮被剥夺兵权，成为了无职无权的光杆将军。

此令一出，皖系的愤怒与反抗可想而知，而徐树铮则将这笔账记到了张作霖头上，对张作霖顿起杀机。7月5日，徐树铮以段祺瑞的名义拜访张作霖，态度诚恳地请张作霖到段祺瑞的驻地团河开会，指导皖系下一步行动，张作霖也想借机窥探皖系的对直作战计划，于是一口答应。

7月7日，张作霖准时抵达团河，徐树铮热情迎接并招待张作霖。宴席上，段祺瑞对张作霖提出：“若想调停时局，罢免吴佩孚万事皆休！”张作霖回答：“这恐怕难以办到！”段祺瑞怒不可遏，冲张作霖吼道：“你们办不到，我要办到！你回你的奉天去，不要管我们的事！”

张作霖蓦然一惊，再看段祺瑞，只见他铁青着脸，冷冷瞪视着自己。张作霖一个激灵，仿佛嗅到一股阴冷的杀气。而徐树铮则笑容满面，对张作霖说：“芝老心情不好，别在意，来来来，喝酒！”

张作霖立刻意识到自己原来赴了一场鸿门宴，想到徐树铮曾于1918年6月14日，邀请总统府高等顾问、陆军上将陆建章到天津皖军司令部会晤，出其不意将陆建章枪杀于后花园中，顿时不寒而栗，知道自己又一次小看了徐树铮。于是，张作霖故作镇定，谈笑间故意大量饮酒，然后装作要呕吐状，叫侍卫将其扶到厕所，迅速借机逃脱。

待徐树铮手下将此讯报告徐树铮后，徐树铮连连顿足，埋怨段祺瑞不该动恻隐之心，并连连叹息：“大势去矣！”他猜测张作霖必定直接返回奉天，立刻下令廊坊驻军予以拦截，就地正法。不料这一消息被手下转告了刚刚请辞的国务总理靳云鹏。靳云鹏原为皖系得力干将，后被徐树铮排挤与段祺瑞产生隔阂。他既是徐树铮的死对头，又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因此马上将此消息转告了张作霖。

张作霖闻讯，当即改变行程，于次日乔装打扮，携带少数精锐侍卫，乘坐货车从北京安然抵达天津，逃过徐树铮埋伏在廊坊车站的精兵。7月9日，张作相率奉军护卫队赶到天津，有了重兵保护，张作霖才稍稍放松，从天津返回奉天。直到抵达奉天，张作霖才松了口气，叹道：“我终于又回来了！”

张作霖料想徐树铮不会善罢甘休，虽然回到自己的地盘，仍不敢掉以轻心，果然，张作霖前脚到达奉天，徐树铮的ansha团后脚便追到奉天。ansha团共有13人，以姚步瀛为首，他们携带12万元巨款，打算在土匪中间活动闹事，再趁乱杀掉张作霖。然而，ansha团刚刚出现在奉天，即被逮捕。

7月13日，张作霖以“清君侧”名义，通电声明“派兵入关参加助直倒皖战争”，7月14日，段祺瑞一声令下，直皖战争爆发。16日，奉军加入东路与直军共同作战，使皖军腹背受敌，加上西路直军将领吴佩孚的胜利，令东路皖军士气大减，直奉联军很快取得东路胜利。18日，直皖大战基本结束，北京政权落入直奉两系之手，张作霖通过直皖战争，成功迈出问鼎中原第一步。

直奉大战，冯玉祥釜底抽薪

直皖战争中，奉军出力不大，但战后接收战利品时，奉军首当其冲，比作战时更加拼命。张作霖派兵占领皖军南苑营房，劫走南苑机场12架飞机，还率先接收了东直门的军火库房，从中抢走的军用品装了整整100多车。

当张作霖的属下闻听直军在北苑附近一个新建军火库中接收军用品时，急率奉军风风火火赶去抢收，后来为了两个空军用的探照灯，与直军大打出手，最终战胜直军，夺取探照灯，扬长而去。同时，奉军将皖军所遗其他军械包括散落于战场的重炮、辎重等物资以及军械技术人员席卷一空，还收编了皖军全部军队。

曹锟得知后，不满地说：“张雨亭真是地道的胡子，得到那些东西还不够，连两个灯都不放过。”吴佩孚更是对张作霖的行为所不齿。

接收完皖系军需，便开始了政治分赃。1920年7月28日，张作霖、曹锟及前国务总理靳云鹏齐聚天津，召开善后会议。在政治权力及地盘的争夺中，三人无法达成一致，但由张作霖的儿女亲家、曹锟的把兄弟靳云鹏再次出任国务总理一事，三人取得了一致。

随后，三人又抵达北京，与总统徐世昌进行进一步磋商，最后就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达成一些协议，使直奉两系军阀掌握了中央zhengfu的实权，总统徐世昌与总理靳云鹏成了实际上的傀儡。张作霖除继续任东三省巡阅使外，晋授镇威上将军，并获得北京zhengfu拨付军费1000万元。同时改任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任命吴佩孚为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

之后，在靳云鹏的撮合下，张作霖又与曹锟结为儿女亲家，以弥补两人因战后争夺与分赃产生的裂痕。但一山难容二虎，无论如何弥补裂痕，两方的矛盾与争夺终究无法避免。按照约定，8月12日起，奉军陆续撤军返回奉天，直奉两系各留一师驻京，但后来张作霖又加派了两个旅进驻北京。不仅如此，张作霖还利用操纵北京政权的有利条件，极力扩张势力范围，不仅派兵占据京津要地，而且将其势力迅速扩展到察哈尔、热河、绥远，于1921年5月兼任蒙疆经略使，终于将三特区正式纳入自己版图。与此同时，直系在抢占地盘方面也不含糊，在控制河南之后又抢占了湖北。

就在直奉两系争相扩大地盘的时候，靳云鹏内阁出现危机，一方面财政困难始终无法得到解决，到1921年冬，北京zhengfu已经难以维持运转；另一方面，靳云鹏夹在张作霖和曹锟之间，左右为难，如履薄冰，虽然他尽力做到不得罪任何一方，但还是因北京zhengfu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而开罪了儿女亲家张作霖。

1921年12月14日，张作霖向徐世昌提议改组内阁，靳云鹏闻讯后随即请辞。12月24日，在张作霖的推荐下，徐世昌任命亲日派梁士诒出任国务总理。

梁士诒掌握交通银行、盐业银行，在袁世凯任总统时期，便有“财神”之称。但梁士诒很清楚，仅有奉系支持还不够，必须同时获得直系支持才能顺利上台。于是，梁士诒允诺组阁后为直系筹集军费500万元。在这个空口无凭的诱惑下，曹锟乐呵呵地将梁士诒捧上了台。然而，梁士诒组阁后，不仅不兑现对曹锟的诺言，而且处处与直系为难，对直系的要求除了拒绝便是拖延不办，对奉系则有求必应，处处唯张作霖之命是听，令曹锟、吴佩孚恼怒不已。此外，梁士诒还根据张作霖的要求，下令赦免了直系政敌、安福系的段芝贵、曲同丰等六名战犯。

此时，张作霖已暗中联系皖系、安福系、交通系与直系对抗。在此情况下，曹锟、吴佩孚决心发起倒阁运动。时值华盛顿会议召开，中国代表就山东胶济铁路赎回自办问题与日本代表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之际，梁士诒却与日本驻华公使秘密会谈，同意向日本借款将胶济铁路赎回后，以中日合办的形式继续由日本操纵路权。曹锟、吴佩孚抓住梁士诒这一出卖主权的汉奸行为大张挞伐，1922年1月5日，吴佩孚率先通电怒斥梁士诒的卖国行径，接着，直系各省督军也纷纷通电斥责梁士诒。吴佩孚再接再厉，10日再一次发表通电说：“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其人既甘为梁士诒之谋主，即为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为民请命，敢效前驱。”

张作霖十分清楚，吴佩孚表面是骂梁士诒，实际矛头直指他张作霖。他身为梁士诒靠山，自然不能眼看着梁士诒被直系扳倒，于是出面为梁士诒辩护。如此一来，内阁问题即演变为张作霖和吴佩孚之争，奉系和直系之争。梁士诒有张作霖支持，自然挺直腰杆，不畏惧直系的“电报战”，继续做他的国务总理。

然而，随着全国对梁士诒的声讨愈演愈烈，徐世昌见事态日益严重已无法收场，只好暗示梁士诒下台。梁士诒虽然不舍，但还是决定到天津一避。梁士诒走后，徐世昌立即令外长颜惠庆署理国务总理。

梁士诒的倒台，令张作霖怒不可遏，他不甘心就此输给吴佩孚，不仅致电指责徐世昌，并且宣称将对直系付诸武力。而张作霖对直系用兵以独霸北京政权的想法由来已久，直皖大战不久奉系便开始大肆扩军，除在东北招兵外，还派人在通州招兵，为直奉大战做准备，并与皖系残余势力，以及孙中山联络，与段祺瑞、孙中山组成“反直三角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