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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军阀吴佩孚 秀才将军“大意失荆州”02（第3页）

此时，北京政权已落入张作霖与段祺瑞手中，段祺瑞出任了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接连发出“逮捕吴佩孚解京治罪”的通令，冯玉祥也改所部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挥师南下，吴佩孚无处可躲，只好于1925年1月5日乘舰南下，暂泊黄州。

就在段祺瑞打算武力劫持吴佩孚的军舰时，吴佩孚突然收到湖南军阀赵恒惕的电报，邀请他进入湖南。在遭遇了“众叛亲离”后，吴佩孚本不指望会有昔日好友“收留”自己，却不曾想并非“旧友”的赵恒惕会主动相邀，一时感慨万千。就这样，吴佩孚回到最初的“发迹地”岳阳，总算找到一处栖身之地。由于湖南是“自治”省，吴佩孚可以毫无顾忌地在此进行政治活动，于是他联络旧部，伺机再起。

机会很快来了。奉系控制北京政权后，以西北边防督办的任命将冯玉祥排挤出北京，同时疯狂扩张，使各省军阀人人自危。浙江督军孙传芳生怕自己的督军之位不保，赶紧与冯玉祥联合抗奉。由于吴佩孚在直系各省中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1925年10月，孙传芳通电拥护吴佩孚出山，领导各省军阀讨奉，立即得到湖北萧耀南、福建周荫人以及原江苏督军齐燮元所部师长、旅长等人的通电支持，特别是萧耀南，见吴佩孚又有再起之势，连忙示好，表示愿意继续追随。

吴佩孚自然不会错过这个东山再起的机会，10月21日，在萧耀南的恭迎下，吴佩孚抵达武汉，宣布接受14省区将领的联名公推，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

“讨贼联军”征讨的是奉系张作霖，但吴佩孚却对讨奉不怎么热心，他在武汉发表的“讨贼”言论，全部针对段祺瑞与冯玉祥。此时，吴佩孚接到孙传芳的电报，请他到南京主持攻打徐州的战事，吴佩孚闻讯后大喜，孙传芳此举正好为他攻占河南制造了借口。吴佩孚立即任命靳云鹗为豫东“讨贼”军第一路总司令，打着协助孙传芳攻打徐州的旗号，向河南督理岳维峻提出借道河南。岳维峻不是傻瓜，自然清楚吴佩孚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立即予以回绝。吴佩孚又借协助攻打山东之名，借道河南，再次遭到拒绝。

其实，此时吴佩孚已经与山东督办、奉系张宗昌秘密联手。张宗昌曾派亲信到武汉，对吴佩孚说：“国民军攻直隶，直隶最终必归国民军，若再把山东攻下，那么国民军将掌控直、鲁、豫、陕、甘，以及察、热、绥三特区，这些地区联成一气，势不可当！这对奉系自然没有好处，但对直系又有什么好处呢？直系又会遭遇什么下场呢？”张宗昌所言正是吴佩孚所担心的，相对于张作霖，吴佩孚更害怕冯玉祥发展壮大，于是与张宗昌“化敌为友”，走出直奉联合的第一步。

1925年12月，张作霖和吴佩孚的代表会晤大连，基本达成谅解，1926年1月5日，吴佩孚收到张作霖的电报，张作霖正式提出直奉联合。吴佩孚知道张作霖并非真心与之联合，只不过想要利用他遏制冯玉祥的壮大，目的达成后，便会卸磨杀驴。但吴佩孚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更害怕张作霖与冯玉祥再度联手，那样他东山再起的希望将彻底破灭。他的首要敌人自然是冯玉祥，他的如意算盘是：与张作霖联手打败冯玉祥后，再与张作霖算旧账。

1926年1月20日，吴佩孚通电讨冯，仍然打着“讨贼联军”的旗号，只是将“贼”冠于冯玉祥的头上。吴佩孚第一个目标自然是河南。他计划兵分三路进攻河南，东路进攻河南东部，以靳云鹗为总司令；西路进攻河南西部，以刘镇华、张治公为总司令；南路进攻信阳，以寇英杰为总司令。1月底，河南战争爆发。东路靳云鹗很快便攻克归德、兰封，到2月27日已经占领开封，兵逼郑州。但进攻信阳的寇英杰却是败绩连连，损失惨重，最后竟败退至鄂北广水一带。

原来，驻守信阳的是国民军第二军第十一师，师长蒋士杰是国民军首屈一指的骁将，其手下田生春、杨瑞轩两支劲旅均骁勇善战。在寇英杰攻打信阳屡屡受挫的情况下，吴佩孚决定采用他最拿手的迂回战术，出襄樊、走南阳，绕道左翼进攻信阳侧背。襄樊、南阳镇守使非国民军嫡系，答应给吴佩孚借道。于是，吴佩孚佯装正面攻击信阳，主力部队却绕道北进，2月下旬北进部队突然出现在信阳侧背，连克确山、驻马店、偃城、漯河、许昌等京汉线要地，令蒋士杰腹背受敌。3月13日，蒋士杰终于被迫放下武器。吴佩孚不禁感慨道：“若我有一个蒋士杰，上次战争也不致失败。”当即对蒋士杰、田生春、杨瑞轩三人优礼有加，并委任为总司令部参议。信阳失守后，河南境内国民军很快全军覆没，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兼河南督理岳维峻也成了俘虏。

3月初，靳云鹗、寇英杰会师郑州后，兵分两路，一路西进攻克洛阳，再克陕州、潼关，另一路朝保定进攻，直指京津。吴佩孚则重返洛阳，再次成为全国瞩目的风云人物。

河南战争爆发后，奉系张宗昌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也开始进攻直隶，3月23日占领天津，28日进占丰台，同时不断发电，请吴佩孚北上主持北京大计。

冯玉祥连遭挫败，自知不是直奉联军的对手，为保住国民军实力，以退为进，宣布下野，将军政大权交予张之江、鹿钟麟。鹿钟麟时任北京警备司令，在冯玉祥的授意下，于4月10日发动了第二次“北京政变”，将段祺瑞赶下台，释放曹锟，迎接吴佩孚入京主政，以此讨好吴佩孚并表达归顺之意。但吴佩孚不为所动，4月11日发表通电，称国民军全部退出北京后方有议和可能，同时发电报给张宗昌等奉系将领，称“国民军无和平诚意，请按照原计划从速进兵扫荡赤巢”。15日，吴佩孚军队抵达西苑，张作霖军队占据通州，国民军被迫退至南口。

段祺瑞下台后，北京zhengfu总统之位空缺，恢复自由的曹锟再次萌生出任总统之想法，于是，曹锟派心腹王坦前来征求吴佩孚的意见。吴佩孚考虑到政局尚未稳定，曹锟因贿选总统一事早已声名狼藉，如今再令他复位总统，只怕张作霖会继续借“贿选”大做文章，就对王坦说：“三爷在前台是唱不好的，这一点你我都清楚，何况现在局势未稳时机不成熟，还是等我把大局搞定再说吧。”

果然，在吴佩孚提出恢复宪法，恢复颜惠庆内阁，由颜内阁摄行总统职权后，张作霖就拿出“贿选”一事做文章，主张恢复约法、召开新国会，甚至列出了新内阁人选名单，两人为此争执不下。然而，此时的局势已不容二人继续争执，南方国民革命军已在调兵遣将，准备誓师北伐；北方国民军虽退至南口，但实力犹存。冯玉祥虽然下野，却从未停止扩军备战，并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实力不可小觑。于是，吴佩孚与张作霖达成“军事为先，政治缓议”的共识，商定先联合攻下南口，再由吴佩孚南下攻打广东革命根据地，将北伐军消灭在出征之前。张作霖则北上攻打国民军，之后共分天下。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吴佩孚再次犯了过于轻敌的错误，使他的东山再起成为了昙花一现。

就在吴佩孚进攻南口之时，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以推翻北洋军阀为目标的北伐战争拉开了序幕，但吴佩孚根本没把北伐军放在心上，只管进攻南口，任凭曹锟、孙传芳发电劝他迅速南下，他均不为所动。直到北伐军进军湖南，攻克长沙，直逼武汉，吴佩孚才意识到形势严峻，这才于匆忙中挥师南下。

令吴佩孚没有想到的是，北伐军锐不可当，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吴佩孚一败涂地，武昌血战后，吴佩孚兵败两湖，其主力军全部被北伐军消灭。10月6日，吴佩孚逃往郑州。此时吴佩孚已走投无路，只好给四川军阀杨森打电报，称：“我已无路可走，不论你允许与否，我都只有入川一途了。”

杨森此前曾受恩于吴佩孚，念及此情，随即迎接吴佩孚入川，并予以庇护。从此，吴佩孚在四川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逃亡生活。此间他曾多次试图东山再起，皆以失败而告终。1931年春，蒋介石在其政权得以巩固的情况下，终于允许吴佩孚离开四川。

此后，吴佩孚曾前往甘肃，试图在甘肃寻找机会，同样被蒋介石所制止。1931年末，吴佩孚来到北平，张学良以“子侄”身份，安排他住进东四什锦花园胡同的大宅院，每月赠送其4000元生活费。至此，吴佩孚结束了五年之久的流寓生活。

拒做汉奸，命丧日本人之手

吴佩孚携妻妾寓居北平之时，正是日本加紧侵华步伐，想方设法收买汉奸为其服务之际。吴佩孚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度左右政局的人物，虽然大势已去，但政治野心不死，同时在华北及两湖地区仍有一定号召力，加上他反蒋反共，自然成为日本收买的最佳人选之一。

早在被困四川时，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特务长荒城二郎少将就曾代表日本拜谒吴佩孚，表示愿意奉送“buqiang10万支、机枪2000挺、大炮500门、子弹若干、助款百万”，吴佩孚在当时迫切需要武器装备的情况下，尚且坚拒不受。如今到了北平，更不会屈从。

但国民zhengfu对吴佩孚怀有戒心，怕他会与日本人勾结，于1932年4月聘其为“国难会”议员，吴佩孚对此置之不理。1933年1月，蒋介石迎段祺瑞南下时，曾两次邀请吴佩孚南下居住，吴佩孚不想受其监视，拒绝前往。

其实吴佩孚在北平东四什锦花园胡同内的巨宅寓所，以及每月4000元生活费，都是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安排与奉送的。吴佩孚初到北平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原想凭借“世侄”张学良的武力东山再起，不料张学良对这位老世伯虽以“子侄”身份执礼甚恭，但绝口不提国家大事。

到1936年春，吴佩孚与蒋介石逐渐有所往来。蒋介石在携夫人宋美龄北巡中，曾在外交大楼设宴邀请吴佩孚会晤，吴佩孚欣然前往。

1938年12月，吴佩孚在东四什锦花园胡同的大宅里接待了一位看似寻常的客人——其旧部政务处长刘泗英，刘泗英秘密带来重庆国民zhengfu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亲笔信，令吴佩孚看后精神为之一振。同时，孔祥熙奉蒋介石之命，赠送吴佩孚生活费10万元，为吴佩孚解除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刘泗英返回重庆时，吴佩孚复信一封，又作诗一首，请刘泗英转呈蒋介石：

飒飒西风里，秋声动地哀。

斯民何所恃，端仗大英才。

但日本人对吴佩孚的策反一刻也没有放松，“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在北平设立“南山庄大迫机关”，并派出大迫通贞、川本芳太郎等高级特务游说吴佩孚“出山”，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甚至亲自出马，“三顾茅庐”。吴佩孚与日本人大打太极拳，最后竟“顺从”地开出“出山”的条件：必须建立一支由自己指挥的军队和一个属于自己的zhengfu。吴佩孚要做的是与日本天皇平起平坐的大总统，这显然是土肥原贤二不能接受的。

屡次碰壁之后，土肥原使出流氓手段，唆使一些汉奸搞所谓“通电拥吴”，散布谣言宣称吴佩孚已答应出任汉奸组织“和平救国委员会”“绥靖委员会委员长”的伪职，并邀请130名中外记者为吴佩孚组织记者招待会，越俎代庖为吴佩孚准备好“讲话稿”。

对此，吴佩孚一笑置之，他心中自有主张。1939年1月30日，按土肥原的策划，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吴佩孚的宅邸举行。吴佩孚将土肥原为他准备的“讲话稿”放在一边，自己从容不迫，对日本一阵炮轰，径自提出中日和平的三个条件：